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关于《暴风雪》一剧的报告与处理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0～66页。

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03、104页。

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多夫仁科职务的决定，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在苏联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批判发言》，有的研究者说是斯大林的讲话，虽然至今得不到有关材料的证实，但讲话稿的内容表明对多夫仁科问题看重的程度。

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6页。

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9～215页。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该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8～143页。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0页。

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38页。

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52、253页。

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