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