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纳粹“焚书”事件72周年之际，全德100多个城市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到广场、街头、课堂、校园等各种场所，参加了“被焚作品”朗诵会。

日本:

中国总理周恩来曾经说过:“可恶的是一部分的军国主义者，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友好的。”邓小平也曾经说:“战后日本某些人中一直存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战后日本，右翼分子占少数，大多数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右翼势力与和平势力基本呈现出互相斗争的状态，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待战争问题的错误导向，却使日本民间的军国主义言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是得到了纵容、肆虐，同时，也不利于和平势力的发展壮大。

我们来看一组图片:

如上文所述，在德国，上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复僻言行是严重违法的，而在日本，却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限制。

此外，CCTV著名主持人水均益，在其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中，则记录了其与一名日本右翼分子的真实接触。下面是其文章的节选。

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我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们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做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们坐的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国内朋友来看我。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于是，我赶紧把摄像机抱到我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我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的直想冲出去把他杀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国政府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会如此天壤之别呢？

四、战争罪行观不同的原因分析

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伟大民族。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康德式的哲学巨人。这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样，这个民族也能对给本民族和整个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此相反，在自古积淀于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劣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影响下，致使日本政要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显得非常短视，缺乏应有的政治远见，不能很清醒地认识到，侵略战争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获小利于一时，终将伏大祸于来日。这是导致日德两国政要对二战历史产生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

2．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

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天皇的意愿所做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故而日本人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正因如此，战后多数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牺牲和痛苦，都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这样，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罪行，拒不向受害国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战后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仅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明确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罪犯政权的人已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德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使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二战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日本，由于军国主义毒素没有被彻底清除，由于学校教育的一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例如，1982年《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以致使仗义直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卖国贼”一类的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和民众主流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为右翼人物乃至战犯重返政坛，为日本政要否认侵略历史，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4．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

盟国的纽伦堡审判处死德国甲级战犯12人，东京审判处死日本甲级战犯7人(而且放掉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盟国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达8万多人，在亚洲各地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而这5000多名日本战犯又几乎全部被提前释放。与此同时，欧洲受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而亚洲受害国家对日本过于宽大，不仅宽恕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这就很容易给日本人造成一种错觉:盟国不惩罚战犯(除7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外)，受害国又不要求战争赔偿，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正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破产的滋味，才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5．近代以来日德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

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而且把国家和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种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代价极其昂贵的办法，而应走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发动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步伐；而且尽管最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未吃过战败苦头的日本政要，仍梦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在二战中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就是说，在德国当年的法西斯战犯已基本上全部被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成批的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国家大权。象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等军国遗臣充任战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他们本身就是当年的军国主义者，靠他们和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一代政治家，怎能真正反省侵略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