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

1994年时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

同年，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亦称“日本是否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等等。

由于上述言行遭到了朝野民间以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压力，以至“失言”、“收回”、“辞职”成了8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特有“景观”。

在1995年日本政要煞费苦心炮制的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战后决议”中，不仅根本找不到“谢罪”、“不战”字眼，而且含糊其辞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侵略性行为”；而这一行为也只不过是世界近代史上此类“种种行为”之一。

而日本首相在国会演说或出访时，对战争问题能回避则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暖昧作答；有时即使含糊其辞表了态，但说归说，做归做，他会马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真实的态度，这就是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1978年，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从此，每年的“八？一五”参拜靖国神社就几乎成了日本首相和阁僚必不可少的日程。

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战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

1996年，首相桥本龙太郎再次以“公职身份”率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

2001年－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

首相率群僚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日本政府向世人表明了对二战历史的态度。

（二）在历史教育方面

1．德国:

对战后的日德两国来说，能不能把自己在历史上特别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如实写进历史教科书，向下一代讲明历史真相，是对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两国政治家的严峻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日德两国政要再次出现重大差别。

战后，有远见的德国政治家不仅重视拍摄反映纳粹罪行的影片和把纳粹犯罪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而且特别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上，前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曾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 1977年西德总统谢尔严肃地批评了学校在历史教学中不讲希特勒罪恶的倾向。1978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坚决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和美化，要求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与此同时，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

2．日本

众所周知，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由那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如家永三郎，为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而编写的。这些教科书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二战史实。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得到美国占领当局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把年轻一代重新引上歧途。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家永三郎编撰的一直被文部省采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

1958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

1969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删除了所有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

1982年，日本文部省又悍然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全面的篡改: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惨杀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等等。此外，还对侵略朝鲜、东南亚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篡改。

1986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遭到了国内外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