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5月，日本文部省又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

虽然这次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斗争下再次平息下来，但日本国内的“修改教科书运动”却愈演愈烈，而长达30多年的“教科书诉讼案”也以家永三郎的败诉宣告结束。

（三）在战争赔偿方面

1．德国

战后，德国政要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并未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义上，而是通过主动向当年的受害国受害民族支付巨额赔款来表示自己的真诚反省之意，并欲以此提醒和告诫国人:发动侵略战争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自阿登纳表示要对纳粹罪行进行赔偿起，西德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向波兰、以色列等国支付巨额赔偿。据统计，到1993年1月，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 93亿马克，计划到2030年再支付317 72亿马克，总数将多达1221亿马克(约866亿美元)。除政府赔偿外，民间的克虏伯、弗兰克等大公司也开始主动向战时受过这些公司奴役压榨的犹太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些公司的赔偿金已达5800万马克。德国能支付如此之大的赔偿金额，特别是能在本国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支付巨额赔款，实属难能可贵。

2．日本

在日本，美国占领当局和远东委员会曾在战后初期制定过一个拆迁日本工业设施以充赔偿的计划，为的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但事隔不久，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决定重新武装日本，很快将要求战争赔偿转向放弃赔偿要求。1951年由美国操纵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将最初的惩罚性“拆迁赔偿”改变为日本与索赔国之间平等磋商的象征性“劳务赔偿”。接着，日本不仅压迫蒋介石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且用投资贷款、技术合作等为诱饵，诱使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放弃对日索赔。中国政府为了不给日本人民加重负担，也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据统计，战后以来日本向受害国支付的全部赔偿金只有60亿美元，与德国的866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中国在战争期间所受的直接间接损失6000亿美元差若天渊。近年来，面对亚太地区汹涌澎湃的民间索赔(即与“战争赔偿”性质不同的“个人受害赔偿”。中国放弃的只是“战争赔偿”)怒潮，无论是日本政要还是民间公司，都采取了死不认帐、拒不赔偿的态度。例如，当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耿谆等人向日本方面提出谢罪、赔偿要求时，不仅当年残酷奴役压榨过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百般抵赖、拒不赔偿，而且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在回答议员质询时，也以“有关战争的中日问题已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此后不再存在”作答。

三、差别所带来的两国国民战争史观的不同

德国:

我们先来看三则消息。

“2000年 柏林当地时间8月5日，德国警方在东部地区一处旅游胜地逮捕了数十名新纳粹主义的支持者，这些人企图不经政府同意举行游行集会。据悉，德国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曾企图在东德地区的旅游胜地白德？伯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但因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而遭到了司法部门的否决。尽管如此，仍有近100名极端主义分子企图举行游行活动，警方为保护公共安全而将这些人暂时拘押起来。”

“据阿根廷《号角报》日前报道，德国40多个一流研究机构的领导和科学家联名请愿，要求政府打击极右势力，并就这种政治现象在社会甚至科学界引起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他们说，一种不良气候正在德国形成，这种极右现象的规模已达到了影响各方面生产活动的程度。”

“莱法州总理贝克提出要发起一场名为“不再容忍”的群众运动，利用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各种手段，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反对极右势力的行列中来。德国勃兰登堡州社民党主席普拉策克主张取缔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他强调，对德国国内存在的极右势力问题，不能采取粉饰和姑息的态度。”

正是在德国政治家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正确的历史观在德国民众中拥有广泛基础。如今，反对种族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现，就会形成群起攻之、人人喊打的局面。

在柏林有多处二战的遗址和遗迹，德国还保留了几处集中营的遗址。德国政府留下这些历史真迹，是为了记住战争，但不是要再走穷兵黩武的老路，不是要再发动战争以雪战败的耻辱，而是要告诫国人和子孙，记住血的教训，不要再侵略别人。“第一个开枪的，第二个死亡”，在二战后已成为德国流行的警句。

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等悼念二战受害者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和群众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

而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涂写 字标志，喊“嗨，希特勒”以及行纳粹礼的行为在德国也被定为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