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教育将成为印度与东亚接受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二者在这方面总体上基本一致，几乎不谋而合。印度比较发达的科技教育和强大的近2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将极大地冲击传统文化中不适合现代化的糟粕部分，人们可以不必担心旧传统势力的强大与根深蒂固，一旦旧传统势力被冲击到一定程度，它必将土崩瓦解。现代化的大潮必将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西方强大无比的教皇势力不也曾称雄于多个世纪，但它依然抵挡不住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洪流。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现在迟于东亚，更晚于西方，但有了科技与教育的迅猛发展，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愁旧传统势力的快速瓦解。趋同之二表现在:均努力发崛各自的传统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均倡导民族主义，决心尽快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最终实现东方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对于这宏伟目标的实现，我们应满怀豪情充满信心。这里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印度伟大哲学家、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泰戈尔的至理名言作为本书的结束语。泰戈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东方文明的复兴前景做出瞻望。他在《亚洲对于新时代号召的回答》一文中指出，亚洲觉醒的征兆已经慢慢地从地平线的一端到另一端散布开来。在人类东方群山上闪耀出来的新黎明的红光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景象—它是自由的景象。不仅是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而且是从昏昏欲睡的怠惰和对自己内在力量的不信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国和印度》中又写道:“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未来的来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迫近我们了。我们—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9]

四、关于印度模式转型中的“逆流”

90年代中后期后，与印度经济与政治模式转型相反，在文化上却出现逆印度现代化大潮的一股表面看似乎是不协调的“逆流”，即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活。如何恰当分析这种复活，是目前研究印度现代化的一大难点。许多学者对此往往迷惑不解，或根本持否定态度。笔者以为，必须把印度宗教的复兴与作用要与整个亚洲的宗教复兴联系起来，宏观综合分析才能有一个较清晰的看法。

众所周知，宗教在80-90年不仅在南亚印度，而且在东南亚、中东诸国均以迅猛之不可逆转之势在复活。这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

从东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变迁角度分析，社会变迁本身就孕育着宗教复兴。“宗教角色的强化主要源自一般社会状况的改变。”[10]也就是说，在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使传统价值失去意义危险。人们为寻求即将丢去的精神世界便去追求宗教。“富裕的亚洲开始察觉到成长所带来的副作用”[11]。从政治角度分析，宗教脱离不开政治，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更确切来说，宗教已经开始扮演一个更为显著的政治角色”，“可利用宗教成为道德改革或者国家认同的力量，甚至成为土著形式的民主。”引用同一位泰国政治人物的话:“成功的要素在于从传统宗教中获取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也必须符合于现代日常生活所需”[12]。从经济发展角度，宗教复兴往往刺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道德力量。台湾著名学者魏萼教授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个力量是一般经济学界经常忽略的问题。此乃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可谓‘第二只看得见的手’。”“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庙宇重点地区慢慢变成一个商业市集，扩大成为经济团体少宇所在地逐渐成为商业重点。”[13]

印度情况虽然与东亚有一定区别，但在宗教的特殊作用则比之东亚各国有过之无不及。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Nationalism）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己产生。但它成为印度社会主要思潮乃是在90年代中后期印度印度人民党崛起并执政之后才开始的。该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倡导者是戈尔瓦卡尔。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要复兴印度、重建一个繁荣富强的印度。他认为，重建印度的关键是复兴印度教的古代传统，建设一个强大大度教国家。其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14]在他看来，医治印度衰败的药方是复兴印度教，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的印度。他既反对西方的模式，也反对尼赫鲁政府提出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

印度人民党组建后（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该党一方面继承戈尔瓦卡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发起“恢复罗摩盛世”、推倒清真寺、重建罗摩庙的运动，反对国大党政府照顾穆斯林的世俗主义政策等，但是同时也修订了原来的纯教派主义理论，倡导新的非教派主义纲领:“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的社会主义和价值基础上政治”。在行动上力图改变党的教派主义形象，支持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议席的政策，通过决议允许贱民加入它的主要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发起反对种姓偏见和不可接触制的运动等。

更重要的是该党所推行的基本内外政策与国大党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时所推行经济政策，仍是努力致力于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计划在未来10年内使印度增长率提高到7-8%，力争在21世纪初成为“印度的十年”，决心使印度成为“新世纪的新印度”，即一个“强大、繁荣和富裕的国家”[15]。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人民党的教派主义和甘地的宗教民族主义、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三者同出一辙。印度人民党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要出于政治上执政的需要，一旦执政便会淡化宗教色彩，适应新的形势，继续推行各党派特别是国大党所认可的民族主义政策振兴印度，使之成为世界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人民党正在用老甘地复活印度教的谋略，通过核试验激发印度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赢得国内各界支持，获得核大国地位，以此实现争当世界大国的最终目标，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无疑有其正负双重作用。但如果运用、处理得当，扬长避短，未尝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印度国情的可取之举。

但是，尽管宗教对东方国家现代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从现代化的极宗目标和对社会根本的变革的总体效果而言，毕竟有重要的负面作用，而且不可低估。在印度如此盛行宗教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无疑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美国学者F·B·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三十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16]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印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一现代化的第三次大的浪潮之中。

“当今的印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思想观念上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变革就像是缓慢进行着的革命，既充满了痛苦，又充满了希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就像是一只背负着重物的巨象。众多的人口构成了它庞大的身躯，而它庞大的社会躯体上的重负则是其传统性和多样性。”[17]但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的极端顽固性，这使得它在现代化的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又缓慢。这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其强劲的势头几乎势不可挡。对其利避、福祸评估目前似乎为时尚早。

但是它显然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18]。从世界总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印度教思潮的复兴只不过是印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插曲而己。它只有一个解释，即: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包括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传统意识观念和势力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印度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带有一定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印度今后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痛苦甚至是带有血腥味的过程。”[19]印度进步的社会势力同传统宗教观念的斗争必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又颇为艰巨的任务。没有这项艰巨任务的最终完成，印度和其它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则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