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完成了帝国重建的任务，建立在第一帝国废墟之上的“日不落帝国”已基本成形。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和法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实质上，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反对法国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这样，我们不难看到，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进行争夺时，英法之间在殖民地上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在与法国人争夺殖民地时，英国不再一味地扩大殖民地，而主要是为了争夺那些拥有广阔市场的殖民地以及对于英国海外贸易通道的畅通至关重要的一些殖民据点等。这些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包括:从法国人手中强占的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多巴哥和圣卢西亚，从荷兰、西班牙、丹麦等国手中强占的非洲的开普、亚洲的锡兰、马耳他、特立尼达、赫尔戈兰等。这些地方尽管面积不大，但是对于维持帝国的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完成了由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过渡。进入19世纪后，自由贸易作为一项政策逐渐广为流行，英国逐渐放弃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走上了贸易自由化的道路。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至印度，这实际上是对实施了100多年的《航海条例》的违背，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1811年，英国进一步表示，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等港口。在远东的印度，从1793年起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步步受到侵蚀，到1813年时，英国政府则彻底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由贸易”原则在未来帝国的中心——印度次大陆初步确立起来。

总之，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第二帝国基本定型。如果说第一帝国的中心是北美13个殖民地，那么，日益兴盛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则是远东的印度。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所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更多的人则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

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商船与战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他们获取领地、开设口岸、掠夺原料、倾销产品……19世纪40、50年代两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1858年英国与法国、荷兰一起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36年和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这些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共有一个核心内容，即英国要求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为确保帝国安全以及贸易的通畅，英国这一时期还占领了一些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如1819年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这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通道。

如果说历史上庞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帝国，那么，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其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所能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一个标志，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小小岛国能在世界称霸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女王充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4年在位时期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顶峰。维多利亚在位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所有国王中，她享有盛誉，这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它结束时都是这样。

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英国衰落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挽回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可能了。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