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转向了债务清偿问题，要求其盟国偿还那些用来取得战争胜利的贷款。甚至还在结束军事对抗的停战之前，“为了重新调整政府间战争债务，欧洲的大臣们相互之间就孕育着许多建议。在与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非正式沟通后，这些建议最终成为直接讨论的主题”。但是，美国提出异议。1919年3月，美国财政部官员拉邦（Rathbone）先生对法国副高级专员称，美国财政部“在和会上或其他场合不会讨论任何豁免、增加和重新分配美国持有的外国政府债权”。他进一步警告法国，美国的战后贷款不会继续“提供给那些不能确定到期偿还贷款计划的盟国政府”。《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24—25页。

1921年，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似乎漠视战争债务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更不满意英国的直接施压，英国提出，为了重建商业常态，应取消包括赔款在内的所有战争债务。1922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成立外国战争债务委员会，而把战争债务清偿问题摆上台面。该委员会由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领导，他邀请美国的债务国达成了关于如何偿还战争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协议。“在起草委员会相关条款时，美国国会提出两条约定:一是债务应该在25年内偿还，最低利率底线不得少于45%；二是应该以严格的法律形式写明，美国和其债务国达成的协议与战争可能造成的任何债务，不存在任何联系。”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战争赔款的破坏性》，第160页。换言之，美国持有的盟国间债权应登记在册，并保持正常的商业利率水平。不承认盟国的军备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

后来，据说，不承认盟国间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关系，源于威尔逊总统希望看到与德国达成一项公平的解决方案。“在战争结束之即，盟国向威尔逊总统建议，它们的战争债务应该豁免，此项建议相当于提议，为了从德国获取更大的净收益，美国应该放弃其债权。这种观点是，如果美国不逼迫盟国还债，盟国就无须强迫德国偿还那么多的战争赔款。从而，通过调整它们对德国的债权，它们收取战争赔款就有更强有力的保障。而该建议正是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8月5日致劳埃德·乔治的信中所强烈反对的。他说，‘美国不能理解这个建议生效的逻辑，也就是说，美国要么支付部分德国赔款，要么放弃对盟国政府的债权，以促使它们把战争赔款固定在德国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外交关系委员会:《1931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32年版），第159—60页。

11月3日，威尔逊进一步阐述了这项政策:“美国国会和公众绝对不可能允许取消英国政府欠美国的任何债务，以便促使英国部分或全部地取消法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欠英国的债务，美国也不可能同意取消或减少任何盟国政府的债务，以之作为促使赔款问题解决的条件。”这些评论特别响应了5月16日的海德会议，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敦促盟国间债务清算应该与德国赔款平行解决，后来，这一原则体现于英国1923年8月的鲍尔福照会（Balfour Note）中。

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美国做出了最好的、最公平的判断。由于德国赔款与盟国间债务的联系已被切断，美国在德国赔款中没有直接的金融利益，因此，在无须付出任何可见的成本时，美国体现出美德。与之对比，盟国间债务问题显示出美国的所有最短视、最贪婪和最盲目的官僚特征，显然，这是因为美国在此事上具有更直接的金融利益。美国政府建议盟国和德国调整赔款关系，但是自己却不和盟国调整债务关系。美国敦促盟国，别期望获得战争成本和损失赔偿，但希望盟国足额偿还美国推动战争胜利的军备成本，正如上述，在技术层面上，美国不是盟友，而仅仅是伙伴，它不关心分割德国的胜利果实。

美国政府决策的动机是高度经济性的，但是，这与美国私营部门所发挥的功能截然不同。实际上，德国以硬通货支付战争赔款的唯一办法，将是通过向美国和其他盟国生产商甩卖产品，出口更多商品。在相似的意义上，美国执意要求清偿盟国间债务，这已超过欧洲的支付能力，不久就破坏了金融和商业价格稳定，而这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可以赢利的前提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没有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赔款数额是服务的标准，全世界都乐见德国做出赔偿。”《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他们指出，如果盟国政府向德国施加沉重的赔款负担，它们就必须准备让德国能够将商品出口到盟国，来清偿赔款。毕竟，既然已被剥夺对外投资，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挣得资金来清偿其赔款。不幸而且悲哀的是，美国政府对如下必然的原则置之不理:美国若要盟国清偿它们的债务，就意味着美国将要从盟国和德国进口相应数量的商品。1921年至1923年，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关税，而且不断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制造商免受国外竞争，特别是来自债务国的竞争，这使债务国清偿其战争债务的努力成为徒劳，尽管它们不断贬值的货币导致本国产品越来越便宜。

同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采取措施，将美国经济与黄金流动带来的货币效应隔离开来，从而阻止了正常的通货膨胀式发展来促进欧洲收支平衡的恢复。结果是，尽管美国已具有世界上的大部分黄金，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是不愿接手英国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领导地位。正如乔治·奥尔德（George Auld）所称，“在道斯计划的时候(1924年)，世界体系脱轨了。英镑时代已经过去，或似乎已经过去，但美元时代还没有来临。美元成为世界金融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的那天还没有到来。在没有合作伙伴、没有信贷机制的情况下，外汇机制正力图发挥作用。在世界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扮演了债权国的角色”。乔治·奥尔德:《道斯计划与新经济》（纽约:192—年版），第148页。

毕竟，这种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德国将被彻底地榨干，因为欧洲盟国规定的赔款数额远高于德国能够赔偿的数目。德国的唯一希望是，它能够从美国那儿得到贷款，以支付战争赔款。有一段时间，德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美国在盟国间债务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美国国务院介入美国私人投资者对外贷款的过程。固然，在“一战”前，对外贷款经常能够满足私人金融资本的利益。但现在，这种金融资本受到限制，以服务于国家外交的目标。1928年，外交关系委员会清楚地阐明这一点:“1914年，我们欠外国人45亿美元，而现在我们是债权人，包括战争债务在内，具有达250亿美元的债权。我们与世界的金融关系的质变，为联邦政府进行干预提供了机会。确实，除战争债务外，这种关系是美国投资者和外国借款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但是，放贷者也是美国公民，他的海外事业影响到其公民身份，并可能与国家外交关系的行为背道而驰。”《美国的外交关系》，第183页。

从而，美国加入了英国、瑞士、法国和其他把国际资本出口纳入外交目标的国家的行列。1922年3月3日，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宣布了它的希望:“美国人在考虑提供对外贷款时，应及时将基本事实及随后的重要发展通知国务院。”（该备忘录承认，国务院不能要求此类咨询。）

美国政府的首要关切是，阻止贷款给下列国家:它们还没有制定清偿资金安排，或者没有开始偿还美国战争债务。1925年美国财政部报告描述了该决策，“经过慎重考虑后，得出结论，对于拒绝调整或做出合理努力来调整其欠美国债务的外国政府，允许它们得到任何所需的融资，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涉及的美国的州、市及私人企业均在禁止放贷的名单之列。向国务院咨询的银行家，都被告知，美国政府反对此类融资”。同上，第192页。

1925年，美国政府的反对至少阻止了向一个国家放贷，并为美国国务院对其他类型的贷款施加影响铺平了道路。例如，美国国务院反对向巴西咖啡卡特尔放贷，其理由是，该项贷款的收益将被用于提高世界咖啡价格，从而不利于美国消费者。美国还宣布，它原则上反对为非生产性目标放贷，因为若其他国家难以清偿这些债务，将使外交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但是，美国既未对盟国间军备债务的非生产性，又未对美国要求盟国及时清偿债务的强硬立场政策所造成的盟国政府间对抗做出任何评论。只要盟国能够在战争期间从德国榨取足够的资金来清偿军备贷款，它们的战争债务就被认为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