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导致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可能最终是一个毁灭性的变革。战争期间，个人把他们拥有的小额财产投进国家这个大熔炉里。有时战争具有散布黄金的作用，正如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分发波斯或伊扎尔寺庙的储藏物给印加人一样。但此时，战争把黄金集聚在中央银行手里；这些银行却不把黄金分发出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第7卷

（伦敦:1930年），第291页。

在“一战”期间及战后，政府间的债务使体现战前经济关系之特征的私人投资黯然失色。然而，比债务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在地缘上，信贷集中于单个国家美国手中。战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预见到，美国政府的行为与从前的债权国行为有何不同，或者新的政府间债务体系与此前的私人国际投资体系有何不同。

“一战”前，外国资产的债权主要由私人投资者以股息或抵押债券的形式持有，那些抵押债券以铁路、矿业公司、银行和其他外国控股公司不断产生收入的资产作担保。巨额的政府债务司空见惯，但这些债权主要由私人投资者持有，而不是由它国政府持有。

国际贷款和投资被认为具有自我分期清偿的功能。随着外国财富的增加，矿业、工厂和其他实业的投资者将获得利润回报，而且，在政府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国家税收的基础将提高。原则上，政府借款为项目融资，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因此，它们征收更高的税，是出于其能够偿还贷款的考虑。

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某些政府欠下其他政府巨额债务，它们远远高于国际私人投资的价值，并完全基于新的原则之上。在战后债务中，主要是盟国间的军费债务，其在1923年达到280亿美元，此外，1921年确定的德国赔偿债务为600亿美元。这些债务不包括未来的利息支出，总额约880亿美元，而利息支出还将累积并放大债务总额，它们不可能通过生产性资源和可见的大规模增加税收来清偿。战后的债务清偿是为战争对资源的破坏融资，而不是为资源创造融资。资助盟国军购的贷款和要求德国对其他国家遭受破坏的赔款，不能产生任何收入来分期清偿战争债务。与私人投资不一样，政府间贷款不能以生产性资产作为担保而获得。与盟国或德国目前国民收入的支付能力密切相关的贷款规模也同样如此。

参战国在“一战”中付出了约2090亿美元的直接代价哈维·E菲斯克:《盟国间债务:1914—1923年战争与战后公共融资分析》（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1924年版），第1页。，欧洲自身承担不起这种非生产性的资源消耗。1917年4月7日美国参战之前，盟国赊购美国武器，美国私人投资者控制的政府债务迅速增至35亿美元。欧洲交战国向美国居民出售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以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商务部:《美国的历史统计数据:从殖民地时期到1957年》（华盛顿特区:1960年版），第565页。其结果是75亿美元的净资产流入美国的投资部门。

根据正常的商业标准，这意味着欧洲将出现财政拮据。在美国参战之时，欧洲大陆的财政拮据趋于极限程度。因为欧洲缺乏必备的现金来购买美国的武器，并缺乏足够的担保物从美国的银行获取更多贷款。从而，随着美国的宣战，美国国会颁布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授权政府为盟国提供军购贷款。

过了近一年时间后，美国才开始招募、训练军队和准备踏入欧洲战场。直到1917年，威尔逊总统还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且他没有让美国军队做好为全面欧洲战争作战的准备。美国所拥有的只是钱、劳动力和武器的生产能力。在大概一周内，国会授权政府向盟国提供一笔30亿美元的贷款。一份财政部公告解释说，“这笔贷款用于支持盟国作战，否则，美国军队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不仅仅是人员上的，而且是金钱上的——金钱不能失而复得，人死更不能复生。”众议员A皮亚特·安德鲁（APiatt Andrew）画了一条平行线，表示美国“真实的处境就像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盟的许多人自行承担的那样，他们被应征加入北方联盟军队，只是雇佣其他人代替其位置”。引自外交关系委员会:《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纽黑文:1928年版），第414页（下文将简称为《美国的外交关系》）。

国会以贷款的形式扩大对欧洲的资助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这并不是为了共同的盟国事业，而自由分享美国的资源。十年后，美国外交委员会认为，“这些债务背后所遵循的总体原则是，盟国提供的贷款不应该少于美国从本国公民筹集的资金。这样，正如筹款委员会在关于第一份《自由贷款法案》（Liberty loan bill）的报告中所说，贷款‘本身应该慎之又慎，而且未来不能通过征税来提供贷款’”。引自外交关系委员会:《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纽黑文:1928年版），第422页。在讨价还价中，欧洲没有认真考虑其在生命和财产方面承受的损失。

一方面，由于欧洲政府征用和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以购买美国的军备，私人国际贷款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欧洲欠美国财政部的军备债务越来越多，政府间债务迅速地积累起来。包括战后的胜利贷款（Victory Loans）在内，1921年，盟国欠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120亿美元，而1917年的初始贷款只有30亿美元。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认为，美国政府对其军工及相关工业部门征收了约3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税。他指出，这正好在价值上响应了美国对欧洲的第一个官方贷款计划，并总结道:“为了帮助盟国进行战争，美国从1917年开始提供的贷款，只是美国参战前从盟国攫取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菲利普·斯诺登:“债务清偿:修正情形”，载《大西洋月刊》第138卷（1926年9月），引自詹姆斯·德尔·杰罗尔特（James Thayer Gerould）和劳拉·希尔·腾布尔（Laura Sheare Turnbull）:《盟国间债务与债务清偿修订论文选》，第446页。

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承认，美国在一些战争交易中获得的利润率高达80%。不过，这种情形只是应用于贷款，还未考虑进财政援助:正如一位银行家后来指出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不论是否出于官方圈子，这项决定的成本是什么。它意味着在以后三年，美国政府将向现与之密切联系的同盟国政府提供价值超过95亿美元的战争军需品，而换来的是，同盟国在未来不确定的日子没有做出清偿贷款保证的承诺”。菲斯克:前引书，第154页。

早期战争一直主要建立在财政援助的基础之上，英国这个国家尤其突出，它为其盟国的军费开支融资。这种实践早在14世纪就得以运用。“当时，爱德华三世资助法国人和佛兰德的幼年王子收复了法国领土。随着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演变，每一个欲获得欧洲统治权的国家发现，自己遭遇不妥协的英国提供资助的联盟的反对。”财政援助“可以确保忠诚和成就。援助每月拨付，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表现出懈怠，援助就会立即中止。……当贷款取代援助时，这导致了不幸的后果，”正如1795—1797年奥地利的贷款所招致的后果一样。《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0页。紧随债务国经济问题而来的是，过度的佣金费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痛处，这导致借款国对贷款国的反抗和感激几乎一样多。

当法国资助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它遵循财政援助政策。“法国的财政援助，主要是提供军需品和给养，这大大有助于北美殖民地在约克镇起义的成功，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革命者同样受惠于法国的陆军和海军援助，估计耗费法国高达7亿美元，对此，法国没有提出任何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