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俄罗斯联邦历史上没有单独的共产党

凤凰网历史：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是因为对戈尔巴乔夫不满，这种不满主要呈现在哪些方面？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与当时的独立思潮有无关系？叶利钦制定的《主权宣言》对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有无影响？

戴隆斌：关于俄共成立的目的，到现在为止说法都不一致。不过我认为，俄共之所以在1990年下半年成立，个种因素很多。一方面这是受当时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影响。在当时苏联，允许实行多党制，各种政党、政治派别纷纷成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叶利钦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俄罗斯联邦也于6月宣布了主权声明。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讲苏联有15个加盟共产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共产党，唯独俄罗斯联邦没有共产党，而1990年下半年后，允许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相对独立苏共中央，所以俄罗斯联邦一部分共产党员也认为自己有必要单独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所以，我认为是当时苏共的政策促成了俄共的成立。至于筹备俄共的人中，实事求是地说，各种倾向的人都有，有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也确实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对戈尔巴乔夫不满，俄罗斯共产党有一帮比较保守的势力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

凤凰网历史：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到现在已经20余年，今天回头看苏共的历史，导致苏共覆亡的根源在哪里？

戴隆斌：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到现在都二十年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一看苏联解体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学术界有很多说法，有内因、有外因，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国内外研究也有很多。

一种比较左的观点认为苏共的覆亡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他自己背叛了共产党。实际上这个说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谈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不能自己是党的总书记来反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也讲不过去。所以真正作为一个学者来研究苏联解体、苏共覆亡应该从更深的原因来寻找。我们都是学历史唯物主义，内因是主因，外因是辅因，内因决定了外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本身政策的失误是一个方面，不能完全否定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甚至错误的地方，但是它不是主因，主因还在共产党内。

我也不想去谈它全部的原因，我想我们今天最应当认真总结并且去汲取的根本的原因和教训有这么几条：

第一，党内的特权阶层自己搞垮了自己，也就是瓦解了党的执政根基。

苏联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一种职务名册的制度，俄语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表示，我开始把它翻译成“罗名制”（音和意的混译）。后来我们的专家说这样译也可以，但根据俄语意思来讲不太准确，所以后来就改为“在册权贵”。

“在册权贵”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形成，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一步一步巩固，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在册权贵”阶层也就形成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权贵阶层就已经稳固了，这个阶层垄断了什么？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基上动摇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正如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

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说白了，就是怎么才能把钱洗白，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帮人巴不得苏联解体，巴不得苏共灭了，然后换一个制度，那么这些钱就变成自己的了。实际上这批人在苏联解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垮了他们很高兴。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第二，党内没有监督制约机制，使党的权力处于无法也无人可监督的状态。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党专政，党国一体，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权。领导人的权力处在无人监管也无法监管的状态。如何在制度上做到使权力的运用合规合法，做到不致滥用权力，一直是苏联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列宁在世时，就曾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当时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行使监督的职权，并且特别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级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列宁设想，通过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这些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监察委员会如果能真正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无论对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一般党员，都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权力滥用也能起到制约的作用。监察委员会建立以后，也曾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是，因为建立的时间很短，机构也不完备，人员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列宁晚年，对此非常忧虑，他在病床上还反复强调了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性。

但是，要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与加强个人集权显然是相矛盾的。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他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使之完全丧失了监督的职权，这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干部手中的的权力行使完全失去了监督。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腐败已经由大多是“个案”发展到“窝案”；由小数额发展到大数额；由级别较低官员发展到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高级干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腐败尤其是特权阶层的腐败更是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其中一条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已经不代表人民利益了，失去了执政根基。

苏联共产党发展后期，党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异化，干部和群众是两个运行轨迹，特殊阶层有特殊阶层的生活方式，享受着各种特权，买东西不用排队，有他的特供商店；群众生活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民众认为共产党的官是代表你们自己的利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干部实行的是任命制，而非选举制。这些经过任命的干部，由于不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在行使权力时，用不着也根本不会去考虑选民的意愿，唯一要顾忌的就是任命他的上级机关及其领导人，也就是只对上负责。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四，没有创新机制，死水一潭。

它表现在哪些地方呢？一是社会制度，自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确立以后，苏联一直沿着斯大林模式不断地发展巩固、苏联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有几次改革，比如说赫鲁晓夫改革、柯西金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勃列日涅夫十几年很稳定，这说明他死水一潭，斯大林模式延续了几十年，社会制度不变。

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化，甚至打着列宁主义旗号，利用列宁主义理论来牟取个人利益。比如说20年代党内斗争都是以列宁主义的名义来打倒对手，打倒以后让大家不敢说话，不敢有不同意见，只要有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列宁主义，反列宁主义就是反党，不只从官位上给他弄下来，还要在身体上消灭他，30年代大清洗把老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搞光了。

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在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上搞了几次大清洗，30年代、40年代不断的在文化意识形态里进行清洗，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只要有跟官方不同的声音，就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所以在文化意识形态里有一种守旧思维，使得大家都不敢说真话，只是吹捧领导人，对现实问题与黑暗面根本不敢去揭露。大家都不想创新，也不敢去创新。创新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理论上的注释性的东西，只能注释领导人的讲话，学习领导人的讲话，不让去创造，也不敢去创造，一旦创造，一旦有什么新的花样、新的想法、新的观点就会被作为另类打倒，所以在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只是千人一声，千人一面。

还有在文化里一味夸大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拒绝外来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认为一切资本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所以排斥资本主义文化，不接受新事物。实际上民众心里也有怨言，但有话不敢说、有怒不敢言。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提倡新思维，一下子把舆论都打开了，打开后各种声音都来了，结果局面又控制不好，没有控制住，所以又泛滥，苏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当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远不止这几条，它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part028·19政变发动者是不愿失去特权的人

凤凰网历史：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但也未能取消特权制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发起8·19政变的官员的动机与特权有多大的联系？

戴隆斌：面对特权，每个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有了特权谁都想永久享受，不愿意削减，只想增加，更不愿意失去。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很多，各种职务有不同的待遇，比如高级职务有别墅汽车，有什休假券有旅游券，医疗补助，在特供商店买东西很便宜，特供商店里都是很高级的东西。特权阶层拿到这样的特权肯定不想放弃，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改革改过，想把特权取消一部分，结果遭到一致反对，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把赫鲁晓夫取消的那些特权全部改回来了，并且还提高了享受特权的范围和标准。

8·19这批人实际上也是享受特权的领导人。特权阶层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瓦解执政根基的人把掌握的执政资源变为私有的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很大一批，这些人到叶利钦时期有的摇身一变成了新体制的官员，有一部分人变为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

还有一类是不愿意失去苏联时期特权的人，8·19这帮人恰恰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满的保守势力，他们表面上的动机是为了稳住苏联、不让苏联解体，为了坚持马列主义，不搞多元化，实际上为了保住其既得利益。

part03俄共政策与现实不符导致影响力下降

凤凰网历史：在叶利钦宣布苏共为非法后，苏共党员包括高层大多束手无策，反倒是麦德维杰夫这样的苏共反对者站出来反对叶利钦的政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何苏共党员不出来维护自己的党？

戴隆斌：苏联“8·19”事变以后，苏共和俄共都被宣布为非法，宣布停止一切活动。像罗伊·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人起来反对，这怎么评价？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苏共高层特权阶层，他们不是束手无策，而是静观其变或者说高兴其变，希望变的人实际上占的比例比较多，变了更好。麦德维杰夫这类人在苏联时期被打为另类，是持不同政见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他是一个学者，其次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对苏联历史，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行了一些研究，他认为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变成了一个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变种；他尖锐地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病态”，但又认为应肯定这一时期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麦德维杰夫自己也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他的观点官方不认可，官方认为他是另类，不能评价斯大林。他实际上只是认为斯大林模式，很多地方是错误的，斯大林大30年代的大镇压是错误的。但他肯定不反苏共，他坚决拥护共产党，他只是不拥护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他拥护列宁时期的共产党，所以一旦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他心里面肯定接受不了。所以，他反对叶利钦的政策也就理所当然了。

至于普通群众，我上面已经讲了，大多数老百姓包括普通党员，都认为苏共已经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他们干嘛要起来维护共产党呢？所以，当苏共、俄共被宣布为“非法”后，从上到下都没有什么反应，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凤凰网历史：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后，发生了多次分裂，导致分裂的原因是什么？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久加诺夫以微弱的优势输给叶利钦，失败原因是什么？

戴隆斌：俄共从1993年恢复成立后，一度影响很大，但1999年12月议会选举后，俄共在国家杜马中失去优势，成为少数派。2003年12月议会选举时，俄共只取得52个议席，在国家杜马中影响式微。与此同时，党内矛盾很多，俄共多次发生组织分裂，危机越来越严重。先是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激进派”退出俄共，另建新党；接着是2002年，以谢列兹尼奥夫为首的“温和派”与俄共分裂，另建“复兴党”；后来是2003年，以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建立“祖国”联盟，与俄共分道扬镳。2004年7月，伊万诺夫州州长的弗拉基米尔·吉洪诺夫另立中央，与久加诺夫针锋相对，分别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俄罗斯司法部经过调查，认定有281名俄共党代表确认自己出席了久加诺夫组织召开的党代会，超过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而吉洪诺夫另立的“俄共中央”则是非法的。从那以后俄共稍微好一些，因为只剩下久加诺夫这一派。

俄共为什么连续发生分裂？我觉得一是跟当时国内的形势有关，原来俄共在叶利钦时期非常有号召力，是国内第一大党。其影响如此之大，很大一方面也是沾了当时国内形势的光。叶利钦时期，俄国政局不稳，经济形势非常糟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严重下降，使得俄罗斯很多普通民众尤其是低层的包括退休的老人，有很大一批人支持俄共。但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共的影响就每况愈下呢？这是因为恰恰在这个时期，是普京主政的时期。在普京主政时期，俄罗斯政局相对稳定，政权建设得到加强，寡头左右政治的局面得到扭转，政治建设开始步入法治的轨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普京2000年开始执政算起，俄GDP连续三年分别增长了9。0%、5。0%和4。3%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居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俄共原来批评叶利钦有其现实依据，现在拿什么批评普京呢？现在要批评普京不好，不批评也不好，于是俄共内部就产生了分歧，以久加诺夫为首的这批人，认为他们要充当政府的反对派，要批评普京。另外有一批人觉得不应该，互相之间就产生矛盾。普京的支持率稳定维持在70％以上，这就使得俄共失去了攻击的目标，也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面对国内持续向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俄共的号召力自然削减，内部的分歧也就自然出现。

另一方面，俄共本身不合适宜的策略所致。俄共自成立以后，就以当局的反对派自居的。在叶利钦时期，俄共就认为自己是叶利钦政府“不妥协的反对派”。到了普京上台后，对普京政府的态度摆来摆去，刚开始，觉得普京可能和俄共有某种共同之处，因为普京也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所以，一改过去“不妥协的反对派”的立场，改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久加诺夫还公开赞扬说：“普京有能力把俄罗斯建设成为强有力的公正国家，这样的国家模式也正是共产党人一直努力的方向”。但是不到一年，当俄共发现普京实行的方针与他们完全不一样时，于是，俄共又转而强化了其反对派的立场，到2002年4月3日，久加诺夫宣布，俄共今后将“采取与当局强硬对抗的立场”。策略的反复，不仅说明俄共对自身的政治定位动摇不定，而且导致党内不断发生分裂。以舍宁为代表的“激进派”，就是在俄共决定同普京政权合作时宣布退党的；而以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则是在俄共强化反对派立场时与俄共分道扬镳的。吉洪诺夫等人的分裂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同久加诺夫争夺党的领导权，带有权力斗争的色彩。

1996年总统选举时，久加诺夫参加了总统竞选，这是俄共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一次。在第一轮，久加诺夫得票和叶利钦只差三个百分点，他们两人双双进入第二轮投票，当然最后还是没选上，久加诺夫只得了40。3％，叶利钦得了53。8％，差13%还多的的票。他选不上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俄共本身的政策与俄罗斯社会现实不符合，俄共还要搞社会主义，还要举斯大林旗帜，维护苏联，俄罗斯民众刚刚从苏联体制退出来，绝大部分不想回到从前，所以民众很难接受。对于民众来讲，宁可选择民主派也不愿意选择举斯大林旗帜的保守共产党，即使叶利钦搞得再糟，民众也不愿投共产党的票，在两者之间肯定选择叶利钦，尽管很不情愿。

另外俄罗斯共产党是左派，同别的派别完全划分界限，实际上失去了一些党派的支持，失去了有可能投票的人的支持。还有他们不掌握媒体资源，所以它在竞选宣传上处于劣势。再有叶利钦是政场老手，已经当过一届总统，势力上他大一些，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形象是民主派、改革派。叶利钦时期社会确实很混乱，老百姓日子很不好过，但是他们认为这是暂时的，是可以忍受的，比起苏联时期自由多了，随便可以说什么，只要不违法，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所以宁可投叶利钦的票，也不愿意回到过去。

part04俄共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吹捧斯大林

凤凰网历史：俄罗斯共产党今天如何反思苏联解体与苏联历史中的不正常现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持什么样的观点？

戴隆斌：俄罗斯共产党今年9月刚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现在来看罗斯共产党的纲领、章程实际上是小修小补，还是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跟成立时差不多，实际上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纲领、章程里，对苏联历史、对社会主义的评价实际上还没有变化。具体来说：

第一，关于苏联解体。俄共认为，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应有的尊敬。但是，在苏联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也没有形成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经济机制。在全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国有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集中化，官僚主义膨胀，人民的自治组织受到限制，社会积极性和劳动者的首创精神不足，严重违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科技革命的成果没有充分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苏联人已经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要求革新社会主义，要求从以前的社会主义形态向符合这个社会的真正民主建设本质的更成熟的形态过渡。但党的领导层常常延误做出符合现实要求的决定，在实施改革决定时又缺乏必要的坚定性，结果社会积聚了很多困难、问题和负面的趋势，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使社会主义变形，遏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许多人失望和灰心。损害苏联社会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多年的党所存在的危机决定的。过分追求党员干部人数、缺乏领导干部的更替机制和年轻化机制，削弱了苏共。党没有能够防止阶级敌人向共产党内的渗透。由于对所发生的过程估计不足，由于对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党的一部分领导人把党变成了“骄傲自大的党”。党的领导人与千百万党员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努力想解决迫切的问题，克服社会中积聚起来的一些负面趋势。但是这些努力被社会主义的叛徒以欺骗的手段利用了。在80年代下半叶，他们口头上宣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在开展铲除社会主义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国有制；扭曲劳动集体和合作社的作用；没有采取任何应有的措施反对“影子经济”；削弱了国家的作用；缺乏计划，导致国民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混乱；他们采用各种心理战的方法，向劳动群众的意识灌输恶意中伤苏联历史和俄罗斯历史的信息，听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影子资本家”、民族主义者、反人民力量恣意妄为。上层领导人利用其地位，攫取全民财产，当他们的行为遭到要求保留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反抗时，1991年8-12月就开始了反革命的转变，禁止共产党员活动。这些活动的可耻顶峰是公开背叛祖国的掌权者们签订别洛韦日协定，他们粗鲁地践踏人民的神圣意志--人民愿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这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中反映得很明显。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到今年俄共十四大，久加诺夫还在说，90年代初苏联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有缺陷，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变节行径导致了苏联解体。

第二，关于斯大林。苏联解体以来，围绕对苏共历史人物评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特别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很长一段时间俄共尽管坚决捍卫苏联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但一直没有正面对此做出回答。直到199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久加诺夫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散乱、分裂的国家建成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化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他说，人们只是注意到并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大清洗等活动，但却忽视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这一现实。后来，久加诺夫在2004年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而写的文章中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卫国战争中的贡献，说他是“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强国的建设者”。但又说，斯大林“为了主要的事业对人冷酷无情”，“在明显情况下犯了错误”，“以致后来不得不对之进行长久的和痛苦的纠正”。久加诺夫还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而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建立是斯大林地缘政治理论的成功体现。“斯大林在斯拉夫国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大陆地缘政治同盟——‘社会主义大家庭’。”这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安全，使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久加诺夫赞扬斯大林“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对沿海和沿大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为斯大林的地缘政治理论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感到遗憾。2008年11月，久加诺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在斯大林时期的30年代，尽管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但是不应该忘记斯大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在30年代，苏联奠定了强大的生产、科学基础，为苏联打垮法西斯提供了保证。十三大通过的经过修订的党纲也强调，为了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实行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是必须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现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尤里·阿福宁还提出，要用年轻的斯大林的形象来吸引青年人入党，他认为，“年轻时的斯大林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员。这样的形象对于俄罗斯青年人来说，也许具有吸引力”。可见，俄共党内现在对斯大林还赞赏有加。直到现在，俄共也没有改变对斯大林的评价。今年12月10日，俄共的莫斯科大游行还举着久加诺夫和斯大林的头像。

第三，不能正确地对待苏联历史。直到今年9月份召开的十四大，俄共还在大喊要为捍卫苏联历史而战。对一些已经有公论有确凿证据的历史公案仍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比如说卡廷事件，卡廷事件时苏联枪毙了几万波兰人，然后集体埋掉了，后来档案也公布了，尸骨也挖出来了，检验报告也出来了，是苏联军官干的，苏联人干的。但久加诺夫他们死不承认，说都是假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他们还煞有介事地要求总统梅德韦杰夫去查，说这个事情是德国法西斯干的。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让公众信任他们呢？

凤凰网历史：俄罗斯共产党成立20余年，党的主席一直是久加诺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共产党为何无法选出新的领导人？

戴隆斌：俄共恢复成立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了，二十来年总书记一直是久加诺夫，为什么还是久加诺夫？从领导体制讲，俄共继承了苏联体制的终身制，没有任命，没有任期，实际上俄共内部、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共从强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责任在久加诺夫，久加诺夫自从1993年上台就没下来，俄共党员对他怨言很多，好几次指名让久加诺夫下台，可久加诺夫自己认为责任不在他，他认为党分裂、党的影响力下降是没有及时把党的分裂分子清除出去，没有把俄共的敌人打倒，所以他认为要坚决的与俄共敌人做斗争，把党内反对派清除出去，认为总书记非我莫属，决不能下台，下台俄共就完了。2004年久加诺夫到北京出席世界政党会议时接受采访，当时他60岁，他说我这个年龄是政治家成熟的年龄，我现在精力很充沛，可以跟任何人赛跑，跑得比谁都快，言下之意就是说不能下，也不想下，只要他自己不下，他就牢牢掌握俄共的权力。俄共每次代表大会所谓的选举，都只是走一个程序，还是老一套选举办法。俄共衰落久加诺夫确实要负很大责任。

part05俄共很难在俄罗斯现行体制下复兴

凤凰网历史：在今年俄罗斯共产党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上老年人居多，这是否说明俄共在青年人中没有影响力？俄共是否会随着老党员的离去而消亡？?

戴隆斌：太老了，俄共党员都很老，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为什么老人居多？俄共现在确实是一个老人党，影响力逐渐的下降。一是党员数量下降，刚开始时有50来万，2004年是25万党员，2005年18万8，2006年是18万4，其中60岁以上占了48%，30-60岁的占43％，30岁以下的只占7％。2009年15万1，现在有所反弹，2010年12月份大概是15万4，多了几千人。2006年党员的平均年龄是58岁，2011年9月24号召开的十四大党员代表代表的平均年龄是54岁，所以俄共名副其实是老年党。按照这样下去，俄共自然就会慢慢退出政治舞台。如果没有较多的年轻人补充到俄共队伍里来，再过10年或者多一点时间，俄共里的老人就很多不在人世了，俄共即使没有解散，俄共的人数会更少，到那时，进入杜马的门槛恐怕也要费很大的气力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俄共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很低，大家对加入俄共不感兴趣。当然不光对加入俄共不感兴趣，现在俄罗斯年轻人对加入其他党派也不太感兴趣，有一组数据说俄罗斯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想去做生意，做银行家，当经理，有10%的人想成为暴发户，只有很少的人想从政，所以这与俄罗斯整个社会也有关系。年轻人更不愿意加入俄共，因为俄共在俄罗斯是守旧、保守、回归以前的象征，老年人因为是苏联时期过来的，参加俄共是对以前社会主义的信仰很坚定。对以前的生活，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很怀念，那个时期尽管收入不很高，但非常安逸，各种福利待遇都有。只要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有别墅，所以那帮老人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

凤凰网历史：依靠合法斗争方式，俄罗斯共产党能否再次复兴壮大？

戴隆斌：至于谈俄共的发展前景，我对俄共始终不看好，俄共的纲领章程及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与俄罗斯社会格格不入，大大脱离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和现状，也脱离世界发展现状，他们的基本观念还停留在苏联时期，没有创新也没有改变。虽然它很想复兴，但在目前俄罗斯已经稳定的宪政体制下，想复兴掌权，我认为基本没有可能性。

目前来讲在可预见的十来年内，他在民众中还会有一定影响力，它要是想起来，起码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观念要转变，现在俄罗斯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就想如何发财，如何多赚点钱，自己发展更好一些，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讲是遥远的东西，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讲是虚无缥渺的东西，俄共一再讲他的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所以俄共对他们没有太多吸引力。

第二，俄共必须对它的决策有准确的定位。定位在什么地方，是一味跟政府作对，还是想在这种比较稳定的宪政体制下赢得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一味地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肯定没有市场，因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经济在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不断找回，要与这种发展趋势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俄共想要发展的话，必须在现有的宪政体制下开展活动，如果不在这种体制下开展活动就是违法的，一旦违法就更发展不起来了。但俄共恰恰不是，它现在的定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维护者和恢复者，要恢复苏联，恢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举着斯大林的旗帜，肯定斯大林，这肯定是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这个决策定位就不对。

第三，俄共没有钱，这帮人都很穷，财政是很大问题。虽然他们现在也有网络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但他们没有钱，统一俄罗斯党为什么发展得快？因为他们手里掌握很多资源，俄罗斯现在还不是完善的政党体制。俄共没有钱所以搞不了媒体，竞选缺乏资金，它的影响力肯定很难提高。

当然，摆在俄共面前的问题远不止上述这些，还有很多。比如队伍建设问题，目前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党员队伍老化、新生力量严重不足等问题。在年龄及人员结构上，俄共基层党员基本上以5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为主，25岁以下的党员所占比例很小；支持俄共的选民大多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此外，还有加强领导层团结的问题，领导体制更新的问题，等等。总之，俄共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即使退一万步讲俄共上台，它也只能在这种多党制的体制下生存与发展，它也超不过这个东西。它要想发展，上台与否都得改变以前的东西，这是很显然的。所以我认为俄共能维持一段时间，大概一段时候还会往下走，如果要发展取得民众支持，它的纲领和章程必须得变，这样才能与现实社会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