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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隆斌:俄共很难在俄罗斯现行体制下复兴

2011年12月20日 15:3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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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说白了,就是怎么才能把钱洗白,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帮人巴不得苏联解体,巴不得苏共灭了,然后换一个制度,那么这些钱就变成自己的了。实际上这批人在苏联解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垮了他们很高兴。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苏共党内缺乏监督机制 权力无法约束

第二,党内没有监督制约机制,使党的权力处于无法也无人可监督的状态。

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党专政,党国一体,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权。领导人的权力处在无人监管也无法监管的状态。如何在制度上做到使权力的运用合规合法,做到不致滥用权力,一直是苏联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列宁在世时,就曾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当时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行使监督的职权,并且特别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级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列宁设想,通过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这些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监察委员会如果能真正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无论对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一般党员,都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权力滥用也能起到制约的作用。监察委员会建立以后,也曾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是,因为建立的时间很短,机构也不完备,人员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列宁晚年,对此非常忧虑,他在病床上还反复强调了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性。

但是,要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与加强个人集权显然是相矛盾的。随着斯大林个人集权的发展,他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使之完全丧失了监督的职权,这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干部手中的的权力行使完全失去了监督。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腐败已经由大多是“个案”发展到“窝案”;由小数额发展到大数额;由级别较低官员发展到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高级干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腐败尤其是特权阶层的腐败更是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苏共不代表人民利益 失去了执政根基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其中一条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共已经不代表人民利益了,失去了执政根基。

苏联共产党发展后期,党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异化,干部和群众是两个运行轨迹,特殊阶层有特殊阶层的生活方式,享受着各种特权,买东西不用排队,有他的特供商店;群众生活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民众认为共产党的官是代表你们自己的利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干部实行的是任命制,而非选举制。这些经过任命的干部,由于不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在行使权力时,用不着也根本不会去考虑选民的意愿,唯一要顾忌的就是任命他的上级机关及其领导人,也就是只对上负责。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所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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