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实转虚的演变过程，它逐渐从具体器物与感官经验抽象而为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用来表达协调、和谐、平和等思想观念。

“和而不同”

“和”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的；而“同”旨在排斥异己，消灭差别，整齐划一。古人对“和”与

“同”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洞识。孔子明确提出过“和而不同”的命题，并把此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理念，从被动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的压迫；从积极意义看，则昭示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

“致中和”

中庸观念讲的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当适度，强调对欲望、情感和行为等有所节制，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与“中庸”概念相近，古人有“中和”一词。《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谓“和”为“中节”，并把“中和”提升到宇宙精神的高度。

在儒家看来，如果人人能够“文质彬彬”，“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做到行为有度，进退有矩，那么，整个社会与宇宙的和谐，也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和为贵”

历史上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安排的“礼”，它的特性有二:其一是“别”。旨在依据共同体成员的职位、年龄、性别等因素来划分权利和义务范围，规定不同社会角色的各自行为边界，以此来避免因无别而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无序。其二是“和”。《论语·学而》载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贵，是“和”的体现。制度化的“礼”与精神性的“和”，两者刚柔相济，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