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鲁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说法在文革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准革命”[42]，被用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和煽动造反精神。“四条汉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被用来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领导干部。“横眉冷对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来促使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连他那段关于水浒的评论，也同毛关于水浒的“最新指示”一起，成为打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为这些，我曾认为，鲁迅的极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论武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

鲁迅被曲解有几种情况。一是时代和批判对象的迁移。如“打落水狗”等，是1926年针对反对革命和维新，甚至到官府告密“以人血染红顶子”的反动派的。40多年后，革命胜利也很久了，却被用来对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是本来并无多少恶意的批评，被上升到恶意的判决。如“四条汉子”。三是曲解原作者的本意。《阿Q正传》的本意，是借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反映国民性中夸耀过去、自我安慰、不能正视严酷现实的弱点，表达作者对于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和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愿望。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45，46]。数十年后，一大批觉悟起来投身革命、在胜利后参与管理国家的农民，却成了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这是鲁迅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四是借机影射。毛先生和一个青年议论几句《水浒传》，观点也未必正确。我就认为金圣叹和罗尔刚是对的。水浒只有70回，后30回是后来的好事者盗加的[47，48]。不用多深的功底，细心即可看出:70回后，语言和整个艺术水平都远远和前面的不相匹配。而从70回本，得不出毛的结论。但从文学评论来说，作为一家之言，毛怎么讲有他的自由。而作为“最高指示”，还拉上鲁迅作陪，假借一本小说来影射和打击主张解放干部的人，这种发明可就太卑下了。

② 鲁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五四时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对于仍然面临着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实现开放、民主、科学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接着，是他所体现的人本位思想。在一个最不把人当人的极权国家里，他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49]。他因不愿做奴隶而反抗，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不料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左联”成立前，他与“创造社” 、“太阳社”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之争。“左联”成立后，彼此已成“同志”，他又不宣而战，对当年的“革命文学”论者进行再批判。在“左联”时期，他与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个口号”的论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联”内部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集体对个人的斗争。鲁迅加入“左联”，并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种有着森严纪律的党派组织的。他始终要成为“个人”，而不是什么“驯服工具”，不是那种生锈的或不生锈的“螺丝钉”。假如鲁迅活到70年代，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命运如何？我倒希望有胆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一部小说:《鲁迅在文革中》。

③ 应当把鲁迅请下祭坛，还他一个人间的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当认真开掘与发扬。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于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否定中医[50]等。就不必求全责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