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代精神与新的视角

历史是一套常读常新的教科书。人们研究历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革现实和优化自己未来的走向。因此，每一代人、甚至每一时代，都要对历史进行自己的再认识。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时代精神是“反抗”、“斗争”、“夺权”、“革命”。因此，“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自有其合理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精神，本应由革命斗争转向对现代化的追求。可惜的是，这种转变在29年后才成为现实。研究近代史的视角，也才随之而有转变。新视角与旧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从这种新视角来看，对于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社会思潮，都有新的认识。文[23]有系统的总结，颇值一读。此处仅简要记下几个重点问题。

2.  如何看待旧政权及其中的人物

革命需要夺权。对于一切旧政权，历数其“不是”，有助于证明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和动员革命力量。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旧政权一无是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不必从当时的条件出发进行认真的科学分析，贴一张“阶级标签”就足够了。这是斗争哲学的妙用之一。难怪狄慈根把辩证法称作“革命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未受到马克思的批评[24]。革命需要神学，但建设却需要科学。史学界的转变是可喜的。

⑴ 洋务运动。不应当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归入反动路线一边。它是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学习西方的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不无消极作用，但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⑵ 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鼓励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改革军制，即逐渐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废科举、办学堂、奖游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等。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旧的封建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产生积极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清朝虽已腐朽，但其存在形式仍有意义，有可能通过改良逼他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如果清朝未被推翻，“新政”措施继续进行下去，就不会出现民初的混乱局面。这就牵涉到革命与改良的学术争论。后面再作探讨。

⑶ 南京政府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南京政府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她在改订新约、关税自主、十年建设三方面有所建树。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它减少了其在中国的特权，符合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她使帝国主义国家做出让步，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能够自定税率、自由支配关税，并基本掌握和控制了海关行政权。抗战前十年（1927-1937）， 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方面有了改观。十年内建铁路八千余公里，开辟了民航等。如果没有十年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中国在八年抗战中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是更为艰巨的。

⑷ 抗日战争。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从不抵抗主义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等，难以令人信服。应该说是。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个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存在两个抗日战场，这是事实。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翼，负责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各自独立，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两个战场之间，又有矛盾与斗争，有时很尖锐。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和沦陷区的傀儡性、殖民地性政权。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政权，没有他们的赞同和参加，就不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形成全民族抗战。

⑸ 光绪皇帝。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全部接受维新派的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其实，如果没有光绪的锐意进取，就不会有百日维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他虽然有严重弱点，但并不能证明他只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有人通过分析光绪所处地位及其亲政时期的主要业绩，阐明他是一位资产阶级化的爱国皇帝。这种新观点，值得注意。光绪的失败，自然有其原因。如果条件改变，光绪没有失败，沿变法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近代又会如何发展呢？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