⑹ 李鸿章。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他和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他敢于正视现实，不甘灭亡，以图自强。他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这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来培养洋务人才，这对近代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有某种促进作用。在维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他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对变法多有同情。在百日维新中，他支持振兴工商业、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对改革政治体制也不全然反对。但他在外交方面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是有罪的。

⑺ 袁世凯。不能再简单地认为，他就是一个窃国大盗。对于他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作用，应该肯定。首先，对于袁所创的北洋政府，应看到其对后代、远东乃至世界关系格局产生的影响。并且承认，这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当时的势力和人心倾向的对比而言，孙中山是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的。袁取代孙是政治权力竞争的结果。而且孙所主张的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及所制定的《临时约法》，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无法实现。其次，从清末新政到民初经济改革，是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点，袁世凯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正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除了在经济上推行改革措施（如发展交通运输、兴办基础设施、整顿金融、改革币值）外，袁世凯还兴学重教、大办近代新教育、注重开启民智。另外，袁氏还推进了外交近代化，多次领导了收回权利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袁氏“敢于卖国、善于卖国、大施卖国”和“接受二十一条”的观念，实际上是由于基本史实没有完全搞清，或先入为主的观念而的得出的结论。客观地讲，袁氏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已突破晚清排外制夷方针，基本上是积极的弱国的妥协与抗争相结合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至于这种进步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应只归咎于袁氏个人。同时，清末民初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袁氏客观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肯定。

袁世凯称帝肯定是不对的、反动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他整个的政治活动。其性质又与张勋复辟不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对每一个能坐上全国“第一把交椅”的人，“天子瘾”都是挡不住的诱惑。从洪宪皇帝，到委员长和伟大舵手，无不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从重形式变到重内容，档次逐渐提高，甚至还有理论。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不是过把瘾就死。

⑻ 宋子文。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财政金融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国民党政权内政、外交方针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对他的研究，却是大陆学者不敢触及的课题。近年来才稍有突破，对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宋子文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如他把香港、九龙以及英国在华的其他租借地于战后交还中国，视为必然的结局。他的外交活动，还为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原在抗日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颇为消极。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在开展对美交涉活动中取得了成绩，这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此人在相当时期曾具有某些进步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 革命与改良

半个多世纪来，在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革命，自然是狭义的，指阶级斗争和暴力夺权。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持肯定态度，并视为历史研究的主线，对于改良，则颇有微词。但革命至上论，是值得怀疑的[25，26]。首先，认为“人类社会是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这些，都是从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现象总结出来的带有或然性的特征，例外的现象很多，并不具有必然性。当它们被推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定性的规律之后，就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桎梏。其次，近代西方有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重改良，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另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26]。日本走前一条路，由维新推动现代化。中国则极端崇拜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国民经济革到了崩溃的边沿。摈弃革命实行改良（改革）后，才慢慢赶上去。最后，再看当今世界。近半个世纪来，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而对暴力革命的崇拜，却使某些地区陷入“落后——动乱——落后”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