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前的香港街头

正是因为英国首先意识到必须向新中国“示好”，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使新中国对外开放，而不是相反，然后才有可能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严”的前提下与新中国“坐下来讨论”如何处理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香港问题。“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因此，英国从“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而非意识形态出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了避免“剌激中国”，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如果香港走向独立式的自治，反而会刺激中国，提早收回。”“英国人搞外交富有现实主义精神，也颇为老练圆滑。……如果英国欲得到中国许诺，香港地位暂时不变，杨慕琦计划反而变成绊脚石，英国的策略是通过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见。

1949年10月，英国下议院宣布杨慕琦计划寿终正寝。”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是鉴于英国从“在华和香港的利益”出发对新中国“示好”之“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态度，认为可以“利用”香港问题“拉住”英国，从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因此才有“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战略决策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毛泽东讲：“至于香港，英国人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经有一种声音——新中国之所以“容忍英国人在香港、容忍资本主义在香港”，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以战争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数学逻辑来推算，人民解放军可能……需要打一场血流成河及耗费时日的战斗才可以占领香港，而不是一场代价轻微的‘闪电战’”，“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纯属臆测。

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周恩来曾经向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中央‘特殊’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周恩来讲：“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