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重物的香港人

（二）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默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香港问题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双重考虑。

一方面，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不放弃争取外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讲：“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十分不满”、“十分不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巩固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作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以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