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大屿渔村庆祝国庆的海报

关于这一点，英国人有比较客观的评论：“共产党领导人或许预见到把英国管理的香港作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例如，从早期的中日战争中，他们已经发现香港可作为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铁路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已可对此作出明证。他们也很可能认识到，若香港一直由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将可作为日后处理与英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筹码，甚至是一张与美国――一个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毛泽东的行动，他得到回报的速度却比预期中快。1950年，中国要求香港成为朝鲜战争中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储备的基地。而当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为中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也不能排除还有对苏联一贯的“大国”、“大党”之“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预防措施的深远考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牺牲”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高度共识的。因此，香港学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曾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会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他始终对大鼻子的意图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英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执之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此，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英国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没有跟“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亦步亦趋，采取“自断其路”的“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包括“政治承认”和“经济往来”。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他们认为：“美国人所倾向的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虽然新中国“需要援助，也不会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而且，“英国企业占外国在华企业的多数。……若实行经济制裁，势必遭到共产党的报复，并势必使这些企业遭受沉重的损失。”尤为重要的是，英国还有一个必须“挽留”的“借来的时间”与“借来的空间”——香港。“因为它在华的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和中国大陆的积极的转口贸易。”“在制约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与之毗邻的新界的原有商业地位的愿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赖于与中国大陆的持续不断的贸易。”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