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的上海南京路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是徐景贤，他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介绍了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是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三十年代年轻的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来邀斯诺夫妇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我要了粮票，才吃上了那香甜的烤白薯。

70年代初的北京国营菜店，居民们在排队买菜。

12月7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图谋已有明显表露，对此周总理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1970年8月、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言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篡权意图被毛主席迅速识破，他指示收回林彪的发言文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并对之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斯诺在中国访问已经四个月了，安排他采访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层原因又不好对我明说，因此只好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于他本人，虽然斯诺几次要求采访，可是他从来是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那时更不能招致非议，嘱咐我不要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