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张献忠屠川是清朝编造的吗？

2017-03-28 16:18:10 凤凰历史弗里曼

随着张献忠沉银的大发掘，张献忠的宝藏是怎么来的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之前，我们出过一期《兰台说史·沉银出水张献忠那么多财宝哪来的》，但随着问题的深入，一种看法逐渐显露出来。这些意见认为，后来张献忠的义子和下属李定国成为抗清英雄，李定国父子自然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眼中钉。所以说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是清朝统治者给张献忠身上泼的污水，张献忠也是民族英雄不是屠杀四川人民的刽子手。

李定国抗清漫画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的混乱简直不值一晒，李定国是抗清英雄就代表张献忠也是抗清英雄吗？就代表张献忠没有屠杀四川百姓吗？这在学术界本不成问题。明末天下大乱，各路反王云集，要说哪家最有名莫过于最后推翻明朝的李自成。但是，要说起哪家最残暴，正统的学术观点无一例外会把矛头指向张献忠。

只不过李定国努力奋战保卫南明朝廷，更为重要的是清朝作为外来者统治了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进三百年。一些民族主义者秉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加之一段时间中张献忠被冠以“农民起义领袖”的头衔。于是，“洗白”张献忠成“民族英雄”也就成为一些人的选择了。

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概念，李定国是民族英雄不代表他曾经的义父和上级张献忠也是。我们举一个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就是孙可望。孙可望与李定国同为张献忠义子，并且一度被张献忠立为太子，在张献忠政权中的地位还在李定国之上。

南明永历政权与明末农民军余部和解共同抗清之后，孙可望作为原张献忠部的总负责人成为南明政权的实际权力拥有者，李定国也在其麾下。但孙可望的所作所为直接摧垮了南明政权最后的希望。

对内，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孙可望对非大西军势力进行极力打击。虐待永历皇帝，杀死十八位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还是李定国收拾的烂摊子。最后在大敌当前下，出于私心公然进攻李定国的部队，兵败后索性投降了满清“以雪望深仇”，被清朝封为“义王”，使得清朝对于南明的虚实彻底了解，从而成为压垮南明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人比李定国在张献忠部下地位更高，按照李定国是民族英雄则张献忠也是的逻辑，孙可望是野心家加汉奸，那张献忠不也得是野心家加汉奸吗？

明十八先生之墓

所以，张献忠是否是屠杀的刽子手，是不是清朝抹黑，并不能由李定国与清朝的关系确定。是与不是，我们还得看具体的记载。

明朝遗民对张献忠的痛恨

说起清朝，自然有着诬陷张献忠为自己合法性正名的动机。不过作为明朝的遗民，尤其是出生在四川经历过张献忠时代的明朝士子显然不具备这个动机。那么这些明朝遗民是怎么看待他的呢？我们以《蜀难述略》的作者沈荀蔚为例，其笔下的张献忠简直就是魔王一般。“以火攻陷重庆府，大杀。次日悉断民右手”，在攻陷了成都后又“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①。或许是因为杀孽实在太重了，在准备杀死被俘的巡抚和知府等人之时，天气忽变雷雨交加，张献忠愤然说“我杀人与天何涉？”然后“以大炮向天丛击之”。中国人崇尚天人感应，古代甚至会因为日食让重臣辞职乃至君王罪己，可以说按古人标准张献忠已经可以下十八层地狱了。

张献忠的江口沉银发掘现场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记载中隐含着的愤怒情绪，明末的四川人尤其是士人阶层为何如此痛恨张献忠？仅仅只是因为家乡被屠杀的关系吗？原因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要说起屠杀，清军也在干但是明人准确地说是掌握着舆论的士人阶级对清朝的仇恨却远不如对张献忠的。这是为何呢？答案出在对士子的态度上。清朝虽然剃发易服让明朝士子丢尽颜面，但是人总是往前走的，在最初的抵抗慢慢地过去后，只要新生的王朝重新开启科举，最终总会被士人们所接受。而在保存中国文化的角度上，科举实行已有千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了。从实用角度来说，儒家向来强调精英治国，开启科举重用士人无疑也是接受了中国文明的体现，是开化的象征。但是，由于张献忠的流寇出生却让他比之汉化以深的女真人更加缺乏对中国精英阶级的敬畏。由于彼时南明朝廷犹在，中国士子心中的“正统”依然健在，这就导致了张献忠很难真正地掌握士子之心。而当时的士人不仅仅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由于中国传统的“乡贤”模式到了乡镇一级甚至可以比中央的号令更加管用，事实上清军南下抵抗最为激烈的也是这批人。但是和清军恩威并施的措施不同，张献忠对于“成都百里之外，耕锄白梃，皆与贼为难”②的情况显然没有足够的手腕去应对。于是，他想到了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方法，一个字--杀。更为要命的是他是借着举办“特科”之名将人诱骗过来之后，将他们一并杀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屠戮士子，“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人，尽杀于青羊宫侧”③。唯有《蜀乱》的作者欧阳直由于年龄尚幼，得免于已死让他去军中干文书。不过这件事也让他印象无比深刻，也难怪他用“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④来暗喻张献忠是“天谴”了。

四川虎灾让当时的人以为天谴

中国文人有夸大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谎言

中国文人向来有夸张的传统，尤其是亲历者难免有着感情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梁启超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他不评价清末政治动乱，因为作为亲历者，更是新政核心人员之一，说话再克制也会有感情色彩。加上中国文人向来有夸张的传统，例如“投鞭断流”“挥汗如雨”等我们今天一看就知道违反物理常识的记载往往也是史不绝书。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事情就会难免会被夸大。例如上文所说的大慈寺屠杀士子五千人，到了康熙年间就变成了“自进士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⑤。值得一提的是，赫赫有名的杀六万万也是出自同样原理，最早的出处是《后鉴录》⑥，其作者毛奇龄曾在南明鲁王麾下工作过。而明史最后定稿于乾隆年间，作为前明官员的原话自然备受满清信任故而收录于《明史》之中。

四万万作者毛奇龄晚年画像

而张献忠所留下的那块碑文，虽然上面没有后来描述的七个杀字，去也表现出了他的变态心理。其中一句“人无一物于天”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思维，这样“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然后“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⑦就是合乎常理的了。

外国友人都看不下去啦

如果说明朝遗民是出于精英的前途被草根断绝的阶级矛盾，满清统治者是出于合法统治汉民族的目的选择明朝记载中不利于张献忠的部分，双方都有“强行黑”的动机。但是作为传教士，欧洲人却没有这个理由，因为张献忠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却对传教士们的学识非常钦佩。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和安思文（葡萄牙人）因为“才德兼优”被张献忠聘请为顾问。不久之后，又因为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予二人“天学国师”的称号。这二人对张献忠也是非常赏识称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⑧。那么，这些外国友人是如何记录的呢？“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可以说字字句句，无不透露出了张献忠的残忍暴虐。

既然没有动机，那么相比明清的记载，其言论自然是最为可信的。不过，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既然欧洲人和张献忠关系如此之好，那么为何不帮张献忠遮掩下呢？毕竟这些话都是张献忠的私人语录之类的，而非官方的档案，只要不刻意去记录不就没事了？

最有名的明代传教士利玛窦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概念了。如果把人的道德分为三个级别：好人、坏人、非人。以对待史料的态度上看，好人是不做坏事不留污名，坏人是做了坏事于是处于羞耻心去竭力掩盖。但是人之所谓人，是因为人有一个基本的是非道德概念，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要么不做，做了就想办法掩盖，说明无论好坏都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概念“。”非人“就是丧失了这一点，他们不觉得这是坏事值得羞耻，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还让人大书特书。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民的时候，让传教士们”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可见其已经扭曲了最基本的三观，真的认为自己搞屠杀是”替天行道“了。也正是他的这种妄想让他完全区别于明末其他势力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可能被后来清朝势力所篡改的铁证。

天理昭昭终有报

最终这个大魔王在清军胜局已定的情况下，选择了逃亡，最后准备不足被一箭射中而亡。这里要解释下，为何经过张献忠这么折腾之后，四川还能有余力抵抗这么久。众所周知，明末清初处于冷兵器和火器的交替阶段，在没有机枪的各种化学武器的前提下，时代局限下人杀人其实是有限制的。四川人口的大减根本还是在于大肆征调壮丁之后，导致土地抛荒从而导致大面积的饥荒。”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稔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