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6 11:28 凤凰历史 斯坎德培
郑和航海图
众所周知,郑和七下西洋写在了古代中国航海史上最华丽的篇章。但在下西洋活动停止之后,古代中国还航海上马上就色彩暗淡,更错过了西方近代崛起的大航海时代。很多人至今对于古代中国未能引领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念念不忘。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初不是停止了声势浩大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中国必将不断与海洋经济发生联系,成功跟上大航海时代的变革,不再会有后面严厉海禁闭关锁国导致落后于世界的事情发生。
那么,假如明朝政府不停止下西洋会让中国顺利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下西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1405年,篡位夺取天下才不过几年的明成祖朱棣,便派遣太监郑和带上舰船240多艘,军士水手等船员2。7万余人,展开浩浩荡荡的下西洋活动。下西洋活动前后七次,时间跨度长度几十年,船队先后游历了从东南亚到东非的30多个国家,运回大批奇珍异宝。
过去,最为传统的观点总认为,下西洋除去一部分宣扬国威的外交活动外,主要用于为明朝上层的达官贵人们出国购买各种奢侈品。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明朝朝廷当时不仅对外大力推动下西洋活动,对内还在奉行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在此规定下,原本在宋元时期一度发展起来的私人海洋贸易被禁止和扼杀。大量沿海岛屿的居民被强制迁回大陆居住。相比中国历史上之前曾经出台的类似规定,明朝的海禁还将禁止出海的范畴扩大到了渔船。明初在东南沿海建立的各个海防基地与水师,任务之一便是定期巡逻,搜捕那些偷偷违反海禁捕鱼的船只。到了明成祖继位,海禁政策一点都没有出现松动。沿海尚存的船只也被改为适合在内陆江河航线的平头船。
如此一紧一松的差别待遇,造成的结果便是进口货物必须由郑和的官营船队才能运抵中国。过去由私人贸易可以输入输出的货物,如今大部分都落入了郑公公的船队之手。作为一种补充手段,明朝依然允许进行所谓的藩属国朝贡。远近大小不一的国家可以定期走海路抵达广州,进行由官方全盘垄断的朝贡贸易。由于朝贡贸易往往还带有笼络人心的外交任务,所以经常在交易过程中出现赏赐价值远远高于朝贡品本身的怪事。这一来,中外海上商品输入就更加依赖下西洋的船队来执行了。
产自东南亚的胡椒
当时,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地区主要进口的货物是胡椒和苏木。这些货物仅仅产于当地,却在地方市场上价格较低。而一旦这些南洋商品由船队运回了无法自产的中国,价格便可暴涨20倍之多。所以,郑和的船队实际上带有目的明确的经济任务出海的。并且在一开始,这样受到严格保护的贸易经营,的确为明朝朝廷带来了不少的收入。整整93年后,从抵达印度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虽然在回程路上损失惨重,却依靠从印度港口买来的二手胡椒等香料,获利60倍之多。所以,仅从出海目的而言,郑和船队还真有那么一点大航海时代殖民者的影子。
海权帝国幻影
大部分时候郑和船队都是比较和平的
郑和船队为了贸易的便利,控制一些关键的贸易环节,郑和船队也丝毫不会拘泥于自己和平大使的身份,动用武力。从这点而言,下西洋的船队也有着和西方航海家类似的手段和逻辑。
例如1405年开始的第一次下西洋行程中,郑和船队曾经就抵达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由于当地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刚刚击败信奉佛教的僧伽罗尔人,非常担心倾向佛教的明朝派来军队,帮助僧伽罗尔人复国。结果,船队中的一些士兵和商人,受到了泰米尔军队的袭击。这个误会后来很快解除,泰米尔国王也愿意以6万量黄金来赔礼谢罪。首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并不熟悉当地情况,于是选择与对方握手言和。
但到了1409年,已经初步了解了西洋形式的郑和第三次来到锡兰,情况便大有不同。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这对于泰米尔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佛教是他们的敌人信奉的宗教。早就来过此地的郑和绝不会不了解这个情况,依然如此除了信奉佛教的皇帝命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帮助僧伽罗尔人,在东西方贸易要冲,建立一个更加服从大明王朝的藩属傀儡。结果,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郑和带着一支部队,在疑似有当地带路党配合的情况下,突袭了锡兰皇宫,将国王俘虏带走。两年后,返回中国的船队也将这位倒霉的国王带回国内,并且关押在中国,直到老死。而明成祖朱棣也下令锡兰人重新选出自己的国王,使得僧伽罗尔人一举复国。
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明军对付西洋小国不是什么问题
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殖民者们,同样不缺乏类似的行为事迹。例如最早抵达亚洲海域的葡萄牙人,就先后在东非和印度西部,利用当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拉帮结派,展示武力。郑和曾经数次光顾的印度著名沿海城市--卡利卡特,就因为在当地势力最强,不愿意与葡萄牙人好好合作。最终引得葡萄牙人与附近势力较弱的科钦、奎隆等城市联盟,共同打压卡利卡特。双方的舰队与士兵也在海战与陆地沙场上数次交锋。随后,兵锋直指锡兰的殖民者,也在当地拉一派打一派,逐步控制岛上很多地方。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对西方的友好城市、要塞、商站、码头在各条海岸线上出现。成为了早期海权思维下的战略支点。
葡萄牙殖民者在锡兰
郑和的船队也不仅在重要的锡兰直接亮剑。1407年,经过今天印尼旧港的郑和船队也与出生中国的海盗头子陈祖义来了一次大规模火拼。虽然郑和事先曾经发出了招抚令,却要一个已经在当地有着深厚根基的地方领袖放弃自己的权力,非常缺乏可操作性。而针对陈祖义的计划早在船队出海经过越南南部的占城时,便已经有了端倪。更早的时候,陈祖义这样从沿海地区逃走的三教九流,就被明朝朝廷开出了巨额通缉令。所以陈祖义这样的私人海上利益集团的存在,无论如何是无法容忍的。何况他占据的是,南洋群岛中非常重要的港口。
郑和对付陈祖义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事先与同在旧港的另一名地方领袖施进卿联系,全盘得知了当地情况与陈祖义的战术。当陈祖义放手一搏的发起突袭时,早已深陷郑和船队的陷进,在火船的连续攻击下,全军覆没。施进卿也就顺利成为了旧港当地的新统治者,以及大明王朝在南洋群岛上的最重要藩属--旧港宣慰司。看上去,郑和为明朝在南洋等地建立的权力体系,已经初露端倪。
旧港宣慰司
惨不忍睹的收益
永乐年间的铜钱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以为郑和一手打造的明朝式大航海体系即将成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明朝自己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而开始不堪重负。
利益是支撑大航海时代的相关国家与海员们不断前进的原始动力。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成员,都有看得见的收益能够分享。例如在欧洲,早期去往亚洲的船只,都有明确的利益分红规则。除了向支持他们航海,并发行执照通行证的国王缴纳五分之一的收益外,上至船长、大夫、领航员,下到随船商人、普通水手和士兵,都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得贸易产出。
而郑和的船队与之截然不同。名义上大家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打工仔,但在实际收入上并无多少吸引力。郑和作为一名宦官,本身就是对皇权有着天然的依附性。而负责指挥的各级官员,本身也只是领取俸禄作为收入。至于普通水兵,都是从明朝在各地建立的卫所中直接抽调的部队。卫所制度下的收入严重依赖士兵个人分得的土地,当这些人常年出海后,土地耕作就成了问题。倘若土地耕作不是问题,那也与下西洋本身没有一丝联系。他们已经是被明朝官方定为世世代代当兵的军户,很难有机会得到松动和解脱。
更多的财政漏洞还来自下西洋贸易活动本身。虽然从南洋群岛一带进口的货物在明朝国内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当这些货物被郑和船队不停的输入国内后,价格也就随之不断下滑。只用了短两年时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1倍。这预示着此类商品在明朝国内的市场已经从趋于饱和,转向不断萎缩。结果自然是大量胡椒等货物囤积在明朝官方的仓库中,越积越多。
为了让这些囤积的货物不至于最后全部腐烂在库中,明朝朝廷开始以异常野蛮的强行摊派方式,消灭库存。被用来开刀的不是别人,正是为朝廷服务的各级官员和底层吏员。由于下西洋活动本身就耗费巨大,加上输入货物的亏本损失,让明朝官方的收入受到影响。所以朝廷就将这些卖不出去的胡椒赏赐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代替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俸禄。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在折算成俸禄发放时,这些跌价货物依旧维持着几年前的高价格。如此一来,这样的俸禄,无疑于给官吏们集体降薪。但在财政不足的朝廷看来,这种变相掠夺,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手段。于是,下西洋在全国上下的反对下,又继续搞了几十年。
明代书籍上的郑和与宝船
其次,在郑和船队每年消耗明朝大量资源的同时,明朝军队还利用邻国越南的内乱,出兵占领当地。结果,还没站稳脚跟的明朝当局,在越南大搞异常严厉的剥削压榨和残酷统治,还滥用当地人力物力来弥补国内的财政亏空。最终,在越南地方的强烈抵抗下,明朝军队以撤军为条件,灰溜溜的撒手而去。而大规模用兵的消耗,也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危机,更让明朝离开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体系,越来越远。
最终在1436年,再也忍无可忍的大臣们,利用新继位的明英宗年纪尚小,经验不足的机会,永久停止了下西洋活动。正因为没有合理的经营手段和利益分配,让郑和下西洋活动与后来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渐行渐远。
换句话说,整个下西洋行动,最终获得利益的只有明朝皇帝自己,其余上至政府财政、各级官僚,下至普通小民,全部不但不能从下西洋中得利,反而变相复出了相当代价。如果明朝不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那么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下西洋将最终变成(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纯财政支出支撑的赔本买卖,最终拖垮明朝财政。下西洋的最终停止,不过是明朝政府的一次止损行为。
明朝依然没有离开海洋
下西洋停止了朝贡贸易还在继续
虽然,官方主持的下西洋停止了,但在停止后的半个世纪内,明朝人并没有完全与海洋贸易经济相隔离。虽然海禁依旧未开,但朝贡着的船队还是无法满足正常经济交流的需要。
于是,在对外贸易窗口所在地的广东,不少人开始偷偷南下出海,寻找生路。他们有的定居外国,以别国使者的身份返回,作为商务代表接洽。又或者直接抱团搞走私贸易,贿赂收入不高的水师部队和地方官员。到了十六世纪初,广东地方当局索性半公开的抵制朝廷颁布的海禁政策。不仅允许朝贡的外国船队可以年年来华,也组织和庇护专门的走私船队,直接航行到南洋的马六甲采购货物。明朝朝廷曾经对此三令五申的要求禁止和严查,却总是抵不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诱惑,难以实施。
但这种等级的行动,无法支撑明在南洋地区获得稳定的势力范围。例如,郑和当年苦心设置的旧港宣慰司,就在第一代统治者死后,越来越少的参与朝贡贸易。随着下西洋活动的废止,明朝人曾经在当地建立的商站和仓库也被废弃。最后旧港宣慰司最终被邻国吞并,明朝官方对此也是讳莫如深,不了了之。
鼎盛时期的明朝的确有用不少南洋地盘
因而,当第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作为自己的据点后,明朝朝廷的反应也就在常理之中了。当时的马六甲苏丹,曾经派特使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和北京两地告状求援。但明朝给予的支援,仅仅是不痛不痒的口头警告。这样的严正抗议,显然无法阻挡殖民者武装的前进步伐。而地方势力庇护下的走私船队,因为规模小、武装差,在南洋地区必须不断依赖强权保护,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百年来,这些船舶的装备与一个世纪前的郑和船队相比,并无提升,遇到装备新颖的西方殖民船队,也是凶多吉少。
所以,如果要问:如果不停止下西洋中国会顺利进入大航海时代吗?答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不能!除了提早将明朝送上灭王之路不会有其他结果。而值得反思的是,在明朝选择禁海与官方垄断南洋航行的时刻,就已经注定了这必将在短时期内发展成完全赔本的面子工程。寄希望于禁止自己国民与世界交流的明朝能引领世界潮流,不啻于痴人说梦。
责编:高飏 PN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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