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二代：在父母与政府的夹缝中生存

2016-06-17 15:34 凤凰资讯王一然

打不破的玻璃门

程名走出考场时，很多同学已经雀跃着三两成伴，讨论着试题和答案。他一个人找着母亲的身影，手里拿着路边送给考生的扇子。“我从不讨论答案。”他把扇子递过来，表情就像他说“虽然事情过去了八年，但我一刻也没忘记”时一样斩钉截铁。

程名口中的“事情”，是八年前，十一岁的他因父母上访被非法拘禁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第一看守所（拘留所）53天。程家自从十一年前房子被强拆上访以来，一直未得到合理赔偿。程名母亲被打，程名父亲程依华被多次带走失去人身自由。

2008年6月18日，程家因上访被带到荆州市驻京办看押。在全家被关一个多月后，时任荆州市委官员与沙市区政府负责人来京接访，在被带回荆州和领导谈话过后，他们全家却被送进了沙市区拘留所。

在这里，他们被看押了53天。没有任何说法。“只是在我们被释放的前一天，他们给我拍照，说这是办法制教育班，让你们来学习。”程名的母亲左玫说。

其实没有任何“学习”。在程名的记忆里，他每天都躺在床上发呆，他的父亲被单独关起来，和他隔着一面不透明的玻璃。

在程名幼小的内心中，他无数次想要打破那扇玻璃，看看父亲的脸。但他忍住了，他说，打破玻璃就做了坏事，他们就有理由把我们关更久了。他怕落很多课，更怕就此失去自由。

像程名这样的“访二代”还有很多。“访二代”最早出现在网络上，是指步父母上访的后尘，成为第二代的上访者。而如今，这个定义被不断地扩充，更多的“访二代”是成长被父母上访经历裹挟的一代。

比起很多如释重负的学生，他们心头仍压着一块大石头。高考后的他们担心的是，录取会不会被父母的上访影响，刚刚毕业的他们担心会不会因为有上访记录被想要从事的职业开除在外，更直接的是，因为上访，落下的课程和分散掉的精力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分数和未来，社会会给予他们怎样的评判。

高考对于“访二代”来说，无疑是一场宣判。而他们，从不知道何为上访时开始或跟着父母上访辍学、或被指指点点成绩一落千丈、或寥寥收场结婚生子，为家庭上访搭上了后半生的希望。

与周围考生反差很大，高考后的程名像刚刚下了一节数学课一样，没有太多情绪。他的成绩自全家被非法拘禁后一落千丈，上课时常常会分神想父亲的状况。“会忍不住想，看着看着老师就听不到老师讲的什么，想他（父亲）怎么样了，有没有挨打。”

少有朋友的他选择与母亲回家。他低着头，抿着嘴唇，身后的母亲被落得很远。

“我对不起孩子，他的童年有阴影，好像总不愿和我们说话。”左玫讪讪地说，程名的父亲程依华在程名高考前就因“非法上访”的名义被关在了荆州市泰和宾馆，此前，程依华曾多次被拘禁于此，并被打。

程依华被拘禁在荆州市沙市区泰和益寿园，该地原挂牌泰和宾馆。

左玫去看程依华时，程依华脸上带着受伤的痕迹。“千万别和孩子说。”程依华怕影响儿子高考，而左玫试图以高考说服看守程依华的人，想让儿子在考试时有父亲的陪伴，但得到的回复是：现在你知道后悔了？就该在这个时候关，长长记性。

左玫提起儿子的学习，垂下头去：“很后悔……那时候上访，房子都没得住，孩子还上什么学，当然要全家到北京去上访。没有想到会对孩子造成这么大影响……”

程名对父亲隔段时间就会消失的事有特殊的敏感。似乎与母亲有默契，在考试期间，他一直未问过父亲的事。

在学校里，程名一直是一个人。没有同学知道他家里上访的事情，更不知道他曾被非法拘禁的经历。曾目睹母亲被打的血腥场面的程名说：“我不和别人说，是不想因为心酸苦楚出名。但不代表，我会忘记。我的心里一直有团怒火……打我妈妈的人，政府的人，想发泄在他们身上。”

与程名孤僻的性格相反的是，他很喜欢演讲。除了演讲，他对看书，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程名想当一名刑警，课余时间里，他看了许多关于犯罪心理学、刑侦类的书。“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在我们学校说得出这个的人很少。”

但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青年作家江南，以江南的幻想小说《龙族3》里的源稚生自诩，“他（源稚生）那么孤单凄凉，又固执，有日本武士道精神”。

程名把人分为四类。暴力型：大男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温顺型：很好说话；寄生虫型：没有主见、什么都依靠别人；怪兽型：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人都丢到这个类型。

他把自己放在了怪兽型中。

程名的同学说，和程名讲话很累。他的逻辑和思维很奇怪又很清楚，不会轻易受到任何干扰和改变，话语里又常常带着动漫和书中的语言和口气，“就像叶良辰一样。”而程名形容和那些“整日在一起打游戏、说脏话的男生”无法相处，他说，孤独使我出众。

使这种孤独植入他骨髓中的，更多的是父母的上访。这个能在窗前，盯着雨中摇摆的树木，穿梭的车流五六个小时的少年，有意识地学着与人相处和说话，是从动画片学来的。

在拘留所的日子里，看守他的叔叔偷偷放动画片给他看。他抠了一会儿手指，低头说道：“（上访）这件事可能是我性格的分水岭，从那之后我就不一样了，说话也被人说很别扭……可我不喜欢上访，我喜欢上学。跟着（父母）在外面上访流浪的时候，发现上学那么美好。这些是我的秘密，守秘密的人很痛苦……”

“父母在拘留所的事之后就对我好很多。”程名低着头摆弄着手指，他的零用钱几乎都用来买书。

程名的家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门的书柜，装着他的各类书籍。

母亲左玫的袜子上已经有两个窟窿，头发灰白，常年的奔波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她对儿子的学习帮不上忙，只能尽量给他零花钱。“总觉得弥补不了，他的课程我们又不会。”左玫个子矮，和儿子说话已经要微微仰着头，每次都要喊几次程名的名字，程名才看过来答话。

程名高二时写的一篇随笔中，详细描述了当年母亲被打的情景：我和父亲走进家门，发现母亲披头散发，全身都是血……母亲带着痛苦的呻吟讲述了事情经过。我当时已经惊呆了，没有听清母亲对父亲说了什么……柜子上到处都是棍棒留下的痕迹，这里都是行凶人所犯下的罪行。我好想哭。

终于抬起了头，程名平静地说，我曾经被十几个同学欺负，围起来。但惊慌失措是没用的，镇定才能吓到他们。我没哭过。

跛脚的秘密

陈光自十岁起，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秘密。

在学校开家长会时、在父亲陈四清和自己外出时、在别的同学到家里来时……每当有人问起，父亲严重跛着脚的原因，陈光就低下头不吭声。而父亲往往在事后会与陈光发生激烈的争论。十四岁的陈光小声说，爸，你别去上访了，我同学问我都不好说。

今年是陈家上访的第十三年。陈四清原为湖北省荆州市湖北农学院（现长江大学）的一名后勤职工，2003年1月8日，在湖北农学院两百人的会场上，因学校与教职工的宅基地分配不公正纠纷，非学校公职人员将陈光的父亲陈四清与三伯陈三元捅伤。

陈四清在住院71天后，腿部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在向时任党委书记张忠、院长李同等反映情况未果时，陈四清开始上访。

在上访的13年中，陈家的两个铺面近20万元的财产消耗殆尽，陈光的奶奶在上访的第四年因病去世，而陈光的父亲继续一个人上访，时至今日，陈家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图为陈四清的残疾证

父亲腿上狰狞的伤疤、严重的跛脚以及不断地上访在陈光十岁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灰色的种子。随着陈光年龄的增长，他对父亲上访的不理解慢慢改变。奶奶去世后，陈光终于对父亲妥协了。“一个是越大了越知道他有伤的不容易，再就是，如果他不追求到他坚持的‘公平与真理’，可能他永远也不甘心，也不高兴。”

而陈光理解的上访，是向“有关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对于公平与真理，陈光也只能摇头，相对于公平和真理，他体会到的，更多的是嘲笑和自卑。

父亲的事情发生后，总有邻居家的孩子讪笑着朝他喊：“你爸被砍啦！”每当这时，陈光总低着头快步走回家，气呼呼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甚至不知道该怪谁，在家长会上，同学肆无忌惮地问：“你爸爸腿怎么是瘸的？”

沉默与仇恨成为了陈光的铠甲。相比那些拿他开玩笑和好奇的同学，他更恨政府。陈光说，那时也不知道哪个部门，只知道统一都叫政府。

曾在荆州市一家重点小学上学的陈光成绩一直都很好，但父亲出事后，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和生活，他从开朗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也直线下滑。陈四清说：“当时把他送到好的小学，他读书很用功。后来因为我的事，孩子学习也不好了，最后高考也没考好，是我的责任。”

“我也想好好学，但上课下课都会担心他（父亲），看到了有打死上访户的新闻，我都心惊肉跳的。开始是不理解他去上访，被很多邻居家的孩子嘲笑，后来是担心他出事……怕别人打他。”陈光说。在高考中，他的成绩只考上了湖南的一所专科大学。

在大学里，陈光学习的是机械数控技术专业，让他自己没想到的是，离家上大学的三年，让陈光彻底变了一个人。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积极参加活动，在课堂上被老师表扬，他像所有的同学一样翘课、应付考试、追女生，“慢慢有生长在一个正常家庭的错觉，没人知道我的过往。”

陈光笑了起来，他说：“大学生活给了我很多朋友，给了我与以前不一样的生活和见识……我现在知道，政府有很多部门，他们也为我们安定的生活做了很多努力……哪里都有坏人，是人坏了，不是体制和国家坏了。”陈光说，在大学期间，他想通的唯一一件事是，父亲选择了上访，本质上也是在相信政府和体制，他不再带着仇视去看待公权力，这让他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但在上访这件事上，陈光与父亲能说的话越来越少。看着父亲又一次掀开裤腿，那道蜈蚣一样扭曲的伤疤似乎也在他心上。他说：“我支持父亲……不是支持上访，是无条件支持他做的事。我没有勇气再去劝他（不要上访），上访是他唯一的希望。尤其是他看到有些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就更不愿放弃了。”陈光说，如果换作他，可能不会选择上访，会选择放弃。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奶奶因此操劳去世……妈妈一开始也不同意上访，我们都是迫于父亲的坚持，失去了以前的平静的生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家庭，会让我的儿子安心上学，考个好大学，以后改变命运。”

陈光的母亲说：“陈光特别想考公务员，他一直都努力为考试做准备。我们最担心的，是因为家里上访，会耽误他的前途。我们已经让他失去太多了。”

消失的父爱

李顺文自己，是个真真正正的“访二代”。他的母亲李兴荣已经85岁高龄，从1982年开始，因家里的房屋遗留拆迁问题开始上访，李顺文自1987年与母亲一起上访。

李顺文说，从母亲手里接过上访的事主要是因为母亲年岁已高，自从在北京一个老人在上访队伍中被挤倒，昏迷不醒后，李顺文对母亲说，你以后不要上访的事了，我替你去，你不能出事。

而成为李顺文梦靥的，不是那个他记忆中的肖县长（原江陵县时任副县长肖旭）对他的警告，是被拘留所的人告知“再去北京就让你女儿来看你”。

女儿是李顺文的软肋。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李青明年即将高考，二女儿李乐乐即将面临中考。李顺文很疼两个女儿，从不让她们参与到上访的事中。

然而街道办事处的人还是找到了他的大女儿。“你爸爸在哪？给他打电话，你爸爸在做违法的事情。”正在上高中的李青面对突如其来的问话，只有惶恐和沉默。

李顺文回到家中时，李青说：“你在外面上访，很辛苦，还要被关起来，别跑了吧。”而李顺文给女儿一向的答案是：爸爸没有偷，没有抢，也不是犯罪坐牢。你就安心读你的书。那之后很久，李顺文才知道，女儿被找过两次，询问他的事情，但女儿拒绝和他沟通。而大女儿的话越来越少，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向。妹妹李乐乐说，姐姐知道爸爸的事情多一点，可能负担也会重些。

说道即将到来的中考，李乐乐搓了搓手，表示没想到这么快，感觉很期盼，又很紧张。与姐姐的内向不同，李乐乐会更喜欢与人沟通一些，她说，以前我跟着妈妈，姐姐在爸爸这里，后来爸爸“有事”，因为姐姐当时的学业重，就由爷爷奶奶照顾姐姐，而我跟着父亲。

李乐乐上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很少回家，在外面奔波，母亲也担起了家庭支出的重任，每天工作到很晚。没有现成的午饭，李乐乐开始在外面买一些零食或者盒饭，没有父母的陪伴，她会把自己家里的事藏起来，主动去找同学玩。而姐姐，从她们俩换了住处后，更少见到父母。

“在外面吃，从小学时候，就开始午饭晚饭在外面吃。就十几块钱，背着书包，沿着路边走。有时候就不想吃了，跑回去写作业。”

李顺文说，他在女儿小的时候，知道了可以去北京，去更高级的上访的地方上访，于是开始跑北京，他曾是公安局的门卫，因上访被开除后，就专注于上访，忽略了和两个女儿的沟通和交流，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嘛。

“虽然不会一直去想父亲的事，但有时候会突然就不想说话，觉得很孤独。可能因为父亲说得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姐姐也不能。”李乐乐一直避及谈到“上访”两个字，与之前有人找到姐姐说她们的父亲在“违法”有关，她不能判断自己的父亲是否在违法犯罪，“我们都是绝对相信父亲的……但如果真的他做了不好的事，我们选择与他沟通。”

李乐乐揉了揉眼睛说：“如果不是他的女儿，我会说他是一个有点冷漠的人。”几乎是学校与家两点一线的她，走惯了一个人哼着歌做梦的路，看惯了没有灯火在等她放学的家，也等惯了隔段时间就会消失的父亲。

姐妹两人都会选择“强制学习”来确保自己不被父亲上访的事影响，除了鲜少与父亲沟通和联络，在平时，她们几乎对父亲的事闭口不提。李乐乐说，会强迫自己忘记，和别的同学多玩多说话，让自己尽量和他们一样，“我会在分心的时候迅速把自己拉回来，虽然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会突然想到父亲，就会觉得学不进去。”

而姐姐李青，则选择了更多的沉默，在想到父亲时，就强迫自己不离开凳子，繁重的学业让她很少有闲暇的时候。每天上自习到十点多才能到家，到家之后还要继续学两个小时左右。“没什么说的……那是他的事，我只管学习。”尽管不提对父亲的担心，但李青还是会关心父亲事情的进展。被街道办找过后，她更担心父亲会坐牢。

“政府”的概念对两个女儿来说太遥远，而李青，在被告知“父亲违法”后，懵懵懂懂地知道政府的权力大，可以左右一个人的自由，也可以左右一个父亲的爱。两个女儿，在对李顺文的描述里，都统一地说，父亲后来就不爱我们了。

李顺文说，上访这件事到自己这代就会终止，无论有没有结果，都不会让女儿参与进来。“我想让女儿过幸福的正常人的生活，但我会把材料交给她，让她记住这段历史，我永远不后悔去上访。”

李顺文在晚上九点半时，咕哝着大女儿该下自习往家走了，他想拨一个电话，但最后放下了手机。他说：“没得什么说的，每天也没有打。”他挠挠头，在屋里转了几圈，摆弄着家里的东西。

十点一刻，李乐乐说：“姐姐到家了。”李顺文终于坐了下来。

输赢

在很多访民口中，阮积忠一家是相当幸运的一家。早在2007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部分人发了财，却把负担丢给了政府和百姓”——湖北荆州一拆迁案引发的思考》一文中，就将阮积忠家因强拆引起的系列纠纷与政府、开放商、拆迁户等之间的利益纠葛公诸于众。

阮积忠曾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渎宫二巷58号，拥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该房屋坐落在春来小商品市场，一楼做门面，部分向外出租，部分自营。年收入在二三十万元左右。2006年4月6日凌晨，该栋小楼被沙市区法院强制拆除。阮积忠将荆州市房产管理局告上法院，两次审理均告败诉后，阮家从司法走向了上访。

而在[2011]鄂荆中行终字第26号的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上，确认了阮积忠案性质是行政侵权赔偿案。并确认了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为赔偿责任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并将违法拆除的江渎宫二巷58号房屋在原址上恢复原状；因行政违法侵权，赔偿从2006年3月15日直最终判决，执行完为止的一切财产、门面、停业（经营）、仓储、律师代理费及其他损失。

在其他的上访户眼里，阮积忠家的案子不仅得到了终审公正判决，也得到了有影响力的媒体报道，很多认识阮家的上访户因此看到希望，坚持上访。

但阮积忠一家八口，除了常年在北京上访的阮积忠，他的妻子、岳母、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媳妇、和四岁的小孙子，仍挤在一间三十平米左右的房屋里。判决书上的赔偿，在阮积忠的妻子龚登玉看来，远远不足以补偿阮家的损失。龚登玉说，我们家这几年外债就欠了五六十万，赔偿32万多一点，我们住哪里哦？一家八口要怎么活？

阮积忠家三十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厨房与卫生间都简陋而逼仄。

关于阮家的钱，熟识的人说，他们家想要千万级的赔偿。毕竟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楼变成如今寸土寸金的旺地，加上上访的费用、经营的损失怎么也要千万级。一位龚登玉的好友说，阮积忠家上访，吃了很多亏：在起初拆迁时，开发商找来社会闲散人员对阮家威胁恐吓，阮家也采取同样的手段与其对峙；在阮家开始打官司时，曾有人告诉阮积忠可以帮他搞定案子，又骗走了阮家不少钱。

阮积忠的女儿阮星证实了上述说法。但对于诉求，龚登玉始终没有说出具体的赔偿数字，“我们要求公平对待。”龚登玉一直坚持“公平”，但没有给出具体衡量的标准。而阮星说，他们想要房子。他们失去了一栋四层小楼和门面，他们想要等值的房子或者赔偿。

阮积忠夫妻开始上访时，女儿阮星刚开始上初中。由于要去北京上访，女儿从初一开始就在学校住宿。“初一开始父母就不管我了，那时候小，知道父母是为了让我们过好点生活才出去走。”阮星背着父母的秘密，羡慕着那些能每天回家看到父母的走读生，与父母时长来学校探望送好吃的来的住宿生。

女孩子的小虚荣心，让阮星离班上的同学越来越远。“别人有的自己没有，想买的漂亮的（女生的）小东西，别人能经常看到父母，自己也不能。反正就变得独来独往。”阮星只能在周末休息时回家，但父母长期上访，她只能去亲戚家住，因为父母有时过年也不回来，她有时还要到亲戚家过年。

“会觉得自卑，和别人不一样。但知道他们是为了拿回我们家应有的财产，就理解他们了。”

但长期封闭的生活与内心让阮星的学习每况愈下，她常常走神，又怕哪天老师会知道他们家里的事。高考时，阮星的成绩很差，想复读一年，但家里的经济已经不允许她再留在学校。阮星动身去了上海，打了三年工。

“刚开始就做酒店服务员，上海消费很高，三年都没攒下什么钱，家里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就回来了。”提到结婚，阮星现在已经有相处稳定的男朋友，但她迟迟不敢带男友回家。按照荆州的一般标准，女方要准备五万到十万左右的嫁妆陪嫁，“别说嫁妆，就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带他回来？”有同样困扰的还有阮星的二哥，“没有钱，没有房，没人能看得上。”阮星的二哥说。

阮星在上班时候的中午，都会行色匆匆赶回家吃饭。因为外面的吃饭开销比在家里做饭大，所以她和哥哥们都会在中午选择回家吃饭。“我爸爸在北京也是一边在工地做临时工，一边上访。很多父母可能都没吃过我父母的这种苦。”

阮积忠有疝气，搬运重物吃力，而龚登玉也有胆囊炎、肾结石和脂肪肝等疾病。阮星说，既然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没有回头路了。即使是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如果父母不成功，她和哥哥会继续上访；如果他们这代人不成功，就让他们下一代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