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历史学家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是施行何政策

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西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曾评价商鞅变法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虽然董仲舒是站在崇古的立场上，对商鞅变法持全面否定态度，但是，他把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视为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却切中要害。商鞅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庶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数量庞大的独立的自耕农。

此后，商鞅为了增加税收，强制推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征收户赋。自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结合二十等爵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等级性法律。

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是告讦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就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贼律》记载：“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根据规定，率领城邑等谋反或投降诸侯者，以及其他谋反者，一律处以拦腰砍断的“要斩”刑。连坐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无论老少一律在市场上处以绞刑。如果连坐者能够抓捕谋反者，或者向官吏告发，可以免受连坐。经考证，这条法律就是商鞅变法时出台的。

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而且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引导秦人树立杀敌光荣、私斗可耻的全新价值观。

睡虎地秦律规定，斗殴时撕裂人的耳朵，要处以剃掉鬓发、胡须的“耐”刑。张家山汉律规定，用刀剑或铁锤等凶器伤人，要判处徒刑，服筑城、舂米等苦役。即使没有使用凶器，但若致人伤残，如折断手指、打落牙齿等，也要处“耐”刑。汉初的法律规定大多沿袭商鞅秦律。

变法措施严重削夺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以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律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七百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严密而残酷的法律一时间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于是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黥”刑。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肉刑是对先人的大不敬，是莫大耻辱。因此，自古便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如果想要顺利推行新法，必须先拿太子开刀。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对他的师傅施行黥刑，以惩戒其教导不力。

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对新法心悦诚服。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振宇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这只是商鞅新法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刑去刑。社会真正的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的，到了这个阶段，大家都很了解法律，都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到了这个程度，老百姓甚至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

都能够自裁于心。

孝公八年（前354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这支经过改革洗礼的新军初露锋芒，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

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的商鞅新法。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提议孝公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雍（今陕西凤翔西南)迁到咸阳。咸阳位于沣水和渭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秦迁都于此，志在向东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