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积怨甚多却为何至死不渝捍卫他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