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党内第一实权人物是哪位苏联人？

“中山舰事件”多年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传统的中共党史叙事认为这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共阴谋，而国民党方面则坚称中共与苏联企图合谋绑架蒋介石。近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开放，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中山舰事件前一月，蒋因不堪党内纷争，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汪精卫同意了他的请求。此时刚好有一艘装载军火的俄国商船前来广州，坊间传言，因蒋与季山嘉不睦，苏联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怂恿汪精卫除掉蒋——正好将蒋强掳上这艘商船，经海参崴押往莫斯科受审。

而在3月18日，一艘日本商船在黄埔江面遇劫，船员向黄埔军校求助，要求派船驰援。因为情况紧急，中山舰被紧急调离广州，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于是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知俄国考察团参观一事，并询问是否将中山舰调回。未经允许的调动，加之李之龙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事先汪精卫屡次询问他是否在黄埔，使得蒋介石顿生疑虑：“中山舰没有我的命令被调到黄埔，如今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广州），他就要开回来，这究竟是什么事？”几番思索之后，蒋介石断定，这是中共和苏联的阴谋，欲将他绑架至苏联，除之而后快！

在一番心理斗争后，3月20日，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调动武装部队，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共产党的机关、汪精卫的住宅，随后派人占领海军局，并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是为“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忧愤交集，愤而出走；而苏联和中共方面，出于统一战线和长期战略方面的考虑，也都选择了妥协退让，季山嘉被撤换，鲍罗廷则是临危受命，重新回到广州主持工作。

“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极端惶恐和焦虑，因为以他当时的地位，既不足以抗衡汪精卫所统帅的党务系统的发难，更无法挑战苏联方面在军校和部队中的势力。然而，汪精卫出于他文人的气质一走了之，而苏联方面秉着“长期利用”的想法选择了退让，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只有理解了蒋介石的这种心境和各方博弈的背景，我们才能理清“整理党务案”发生的逻辑。

“整理党务案”：既是“限共”，也是“联共”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各自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是，两党对于这种合作关系的认知，并不相同。中共方面一开始便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在孙中山看来，中共不过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在国共合作的初期，国民党方面一般都只说“容纳共产分子”。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这一提法的。然而，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而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规定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正是在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及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一方面要回应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疑惧，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时思想依旧左倾，他认为策划加害于他的只是“季山嘉和汪精卫及少数共党成员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他和鲍罗廷展开了多次的磋商，两边妥协的结果，就是《整理党务案》。

该议案提出，“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等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以及召开“两党联席会议”。过往学界的研究，往往只强调了“整理党务案”对中共的限制，却忽视了议案对中共地位的承认。

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一直要求“分共”的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这一“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仍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在给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信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