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王后曾喜爱简洁服饰 被公众批不奢华失体统

核心提示：在另一幅流传下来的著名肖像画中，王后只穿了一条极其简单的白色平纹纱裙，全身上下毫无装饰。这种简洁的白色长裙也是当时上流社会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种风尚，当然这股风潮还远远撼动不了华丽装束的统治地位。然而就是这幅画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击，公众舆论认为王后这样打扮是有失体统。

1786年展出的王后画像，简单的衣着使之遭致非议。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钱冠宇，原题为：《访谈︱汤晓燕：法国大革命时期女性为何流行穿白裙》

关于法国大革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有一个比喻，他说这是一场丝绒与羊毛之间的斗争，因为前者是贵族的奢华象征，后者则代表资产阶级的低调克制。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后，女性服饰发生了何种变化？而这种外在变化又折射出哪些深层的文化、政治内涵？

从女性服饰文化的视角透视法国大革命，迄今为止，无论中外学者还鲜有人对其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教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汤晓燕最新出版的著作《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即填补了此项研究领域的空白。

汤晓燕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硕士跟随北大法语系罗芃教授读比较文学专业，并且作为交换生到法国里昂人文高等师范学校访学一年，在此期间，她接触到了法国著名文化史大家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外观的文化：17-18世纪服装史》，“这本书是通过旧制度末年的服饰文化去看背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当时虽然念的是文学，但对这本书非常着迷。”汤晓燕由此奠定了此后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读博期间，汤晓燕师从北大历史系高毅教授，决定以“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性服饰”作为研究题目，并获得伊拉斯谟欧盟奖学金，于2012-2013学年到巴黎政治学院留学，后来论文中大部分的史料即是在这段时间内搜集完成的。

除了有扎实的一手史料作为基础外，汤晓燕这部著作的最大亮点在于涉及法国大革命女性政治问题时，没有陷入传统学界关于女性地位是否提高的争论中去，而是另辟蹊径，从服饰这个角度考察大革命给女性政治权利带来的种种变化，正如她在导论中所言：“这些服饰现象绝不只是简单地改变款式和材质，它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出现的巨大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服饰上的细微变化是各类群体或个人表达他们的态度、力量以及诉求的绝佳途径。”

澎湃新闻：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女性的服饰风尚是怎样的？据说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一位奢侈浮华的人。

汤晓燕：在旧制度末年，也就是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上流社会女性的服饰风尚总体而言是相当奢华精致的。宫廷贵妇们的裙摆直径常常有一米多宽，使用的面料都是昂贵的绸缎或丝绒，上面还要点缀无数的蕾丝花边（这些花边一米的价格就足够底层家庭一个月的开销）、珍珠和宝石。如今在巴黎服饰博物馆、装饰艺术博物馆中保留了一些当时女装的实物，由于面料与制作极其考究，直到今天，那些裙子依然精美异常。您可以看到裙子上每一朵精致的花朵都是用金线穿过珍珠盘制而成，可以想象整条裙子需要耗费的人力和物力。

另一方面，从文字材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女装的制作费用是令人咋舌的。像路易十五的情妇杜白丽夫人的裙子基本上都在6000-12000锂。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以挥霍无度著称于世，据说她在服饰上的开销一年就超过400万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熟练成衣工每月收入是4锂，收入高一点的时尚行业女工，月工资大概也就在35锂左右。也就是说，贵妇们的一条裙子，相当于普通制衣工人一年年收入的120倍，甚至200倍。

那安托瓦内特或杜白丽夫人是不是特例呢？并不是。因为根据史料可以知道，当时高级成衣店出售的帽子价格在40锂上下，如果搭配上羽毛，价格可能飙升到120锂。而当时著名的《巴黎图景》一书中曾经提到过，在杜勒伊宫散步的女性们，几乎人人都戴着装饰有羽毛的美丽帽子。由此可见，当时流行的就是奢侈豪华的风格。

不过事实的另一面就是，在服饰上这样的铺张并不是所有上流社会家庭都能承受的。普通贵族家庭在服饰上的开支要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4%左右，而不少贵族因为付不起昂贵的账单，而只能向裁缝欠账。有些贵族就只能把裙子的花边扑上白粉，以掩饰它们发黄变旧的事实。

澎湃新闻：为什么在旧制度末年，法国上流社会的女性会追求锦衣华服到如此地步？

汤晓燕：这是因为从18世纪开始，法国不再有限制服饰的“禁奢令”，也就是说，原先用以规定什么等级的人可以穿戴什么样的服饰的法律已经名存实亡了。用服饰上的极度奢华来表明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古代等级社会统治阶层惯用的手法。而到了旧制度末年，单从服饰外表而言，已经不能区分社会等级，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商人的妻子也可以穿得像个贵妇人。

这就意味着，在外观上模仿社会的顶层群体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这就给真正的贵族等级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此前在一个等级制度稳固而森严的社会里，严峻的法律可以清楚地界定不同等级的人。而到了18世纪，不仅禁奢令已经消失，而且贵族等级存在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也饱受质疑，因此贵族等级就比以往更需要用外在的富丽堂皇来划清并巩固自身群体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界限。

所以，概括地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上流社会贵族女性服饰上的极度奢华折射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原有的等级社会结构遭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贵族等级的统治地位开始摇摇欲坠，因而他们就更需要用外在的奢侈去维系原有的高贵。

关于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服饰上的挥霍无度，有关她的学术研究、传记甚至影视作品都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比如她每周都要制作新衣服，发明出有半米高的发型、凡尔赛有数个房间堆满了她的服饰，等等。这些都是史实。

但是，我想强调她的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早期安托瓦内特对华丽服装的热爱确实是她自己比较轻浮的个性所决定的，因为她实际上当王后的时候也不过是个20来岁的女孩子。更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王后和整个法国贵族等级金字塔尖的人物，在服饰上表现出法国王室的权威与实力，实际上是她的义务。早在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四每次出席舞会或其他宫廷场合，都是满身披挂钻石与黄金饰品。而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奥利地女王也曾经告诫她，服装上的豪华奢侈有助于树立她个人的权威。

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其实也有喜爱简洁服饰、崇尚自然的一面。她在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里常常与同伴们一起装扮成牧羊女，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馆里至今保存着她如此打扮的版画。在另一幅流传下来的著名肖像画中，王后只穿了一条极其简单的白色平纹纱裙，全身上下毫无装饰。这种简洁的白色长裙也是当时上流社会女性中悄然流行的一种风尚，当然这股风潮还远远撼动不了华丽装束的统治地位。然而就是这幅画为她招致了意料不到的抨击，公众舆论认为王后这样打扮是有失体统。所以说，现存的图像资料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多面的安托瓦内特。她在服饰上的穷奢极欲既是个人的爱好也是作为统治阶层权威象征的必需，与此同时，她所表现出来的对简洁自然风格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慢慢涌现出来的新的审美倾向的体现。这种新的审美倾向或者说审美趣味将会在大革命爆发之后大行其道。

澎湃新闻：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女性服饰发生的显著变化是什么？

汤晓燕：大革命爆发之后，巴黎街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首先几乎所有女性都抛弃了此前华丽精致的装束，转而穿上较为简单朴素的服装，不论是从款式还是面料的考究程度而言，简洁的风格大为流行；那种高耸的发型或者是装饰着许多缎带羽毛的帽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发饰。

第二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女性用富有革命含义的服装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服装面料采用红蓝白三色，法国国旗上的红蓝白三色是大革命时期确定的，这是支持革命的象征；或者是穿着条纹图案的裙子，条纹图案来源于英国，当时法国上流社会十分推崇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不论是男女服饰，采用条纹图案就暗含支持立宪制，当时甚至有巴士底狱模样的小耳环出售，因为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些服饰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许多著名的时尚商人在革命来临之初就随同贵族出逃，巴黎繁荣的时尚行业在革命爆发之后陷入困顿。而更重要的是，在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服饰成为人们表达立场的绝佳工具。拥护革命者用服饰表达对革命的支持，而反对革命的保王党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仇视心态，比如红白蓝三色的徽章成为革命重要的象征物之后，保王党们故意在帽子或外套等显眼的地方佩戴黑色或白色的徽章；在革命政府颁布《反不宣誓教士法》之后，有些女性用服装上的宗教图案来表达对该法令的不满。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女性只是盲目地追求时髦或者有些谨慎的人用拥护革命的服装来掩饰他们真实的立场。

简单地说，大革命爆发之后，服装，不仅仅是女性服装，成为区分立场与团体最快捷的工具。在服装成为革命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原本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外在表象就转化为权力角逐并且再现自身的载体。这一点不仅在大革命期间的女性服装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离我们更近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澎湃新闻：三色徽作为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象征符号，除了审美意义外，更有政治内涵，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三色徽之争”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汤晓燕：三色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流传时间最久、最被人接受的革命象征物，一直到此后的拿破仑时代、1848年革命期间，仍然有许多人佩戴它，组成它的红白蓝三色至今仍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大革命期间有过一个重要的“十月催驾事件”，也就是巴黎妇女到凡尔赛把国王一家“劫持”着带回巴黎，这一事件的起因就是有传闻说在王后举办的宴会上，有人把当时已经被视为革命标志物的三色徽章撕下来，扔在地上踩踏。这一传闻激起了公愤，导致“十月催驾事件”。由此可知，三色徽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三色徽之争”。按理说，三色徽是所有支持革命一方都乐意佩戴的，但是同属革命阵营的女商贩和另一些更为激进的组建了自己的革命俱乐部的女性之间却因此产生严重分歧，并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后者要求所有女性都要佩戴三色徽章，但商贩们因自身经济利益受损而对某些革命措施不满，故而反对这一强制性要求，并且进一步把性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引入冲突之中。女商贩们提出，女性就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因而也不应当佩戴三色徽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装饰物。最后因为这样的纠纷导致了多起冲突事件，最终革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了当时唯一一家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女共和革命者俱乐部”。

通过小小的三色徽引发的冲突现象可以看到如下事实：首先，支持革命的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因为经济利益、政治理念等多种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其次，革命者所颂扬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实际上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普世价值，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女性并不具有与男性一样的理性及政治能力，所以她们也不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因此，一个不起眼的服饰现象可以透射出革命群体内部的分裂以及两性关系之间的不平等。

澎湃新闻：有一些激进的革命女性“不爱红妆爱武装”，甚至穿着男装到国民公会请愿，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和诉求有哪些？

汤晓燕：首先，这些激进的革命女性穿着的并不是普通的男装，而是当时国民自卫军的军装，或者是经过她们自己改造的类似于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而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自卫军，像仆役、黑奴以及纳税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人不属于“积极公民”，因而并不具有加入国民自卫军的资格，女性当然也属于被排斥在外的群体。

众所周知，大革命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个《人权宣言》其实并不覆盖女性。因此，有一些激进的革命女性为自己撰写了另一个版本的《女性人权宣言》，宣称女性应当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因此，当时穿着男装去国民公会请愿的女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吁给予女性同等的权利，例如受教育权、担任公职权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请求是希望能加入国民自卫军，拿起武器与她们的父兄一样抗击敌人。

从流传下来的图像资料可以看到，这些女性不仅穿着男装，脚蹬马靴，有的甚至佩戴着弯刀与短枪，她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装束来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当时，不仅仅在革命的中心巴黎，在外省的几个大城市，像南特等地，都有类似的请愿活动。这些穿着军队制服手持武器的女性在当时被人们称为“亚马逊女战士”，这是沿用了古希腊有关骁勇女战士的传说。

但是，当时的革命政府并不支持这些革命女性的举动，即便有女性如同中国古代的花木兰一样乔装打扮成男性，潜入军队立下战功，依然摆脱不了被发现之后遣返回乡的命运；更不用提女性想要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例如撰写《女性人权宣言》的德古热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罪名就是她妄图“成为政治家”。

为什么当局要压制女性对于平等的追求？很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因为许多革命领导者认为旧制度晚期的朝纲之所以败坏，有相当大的原因在于路易十五的情妇杜白丽夫人、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托瓦内特等贵族女性干涉国事、把国库挥霍一空，因此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应该是一个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井然的共和国。在他们的设想中，女性应该安守家庭、担负起培养共和国下一代的职责，而不是穿上男装，拿起武器，进入议事大厅与男性平起平坐参与各类政治活动。

澎湃新闻：身着白色衣裙的女性形象为何在大革命期间广泛流行？白裙子又如何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汤晓燕：前面已经提到，大革命时期，女性的装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其中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白色衣裙的广泛流行。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上流社会的女性都抛弃了旧制度时期繁缛的华丽长裙，改穿极其简单的白色衣裙。因此，大革命时期白色长裙蔚然成风。

其次是在各类革命节日上，那时候为了宣传革命理念、教化民众，法国各地都热衷于举办各类革命庆典，从著名的“理性节”到“丰收节”，名目繁多。在这些节日仪式上，通常都会安排女演员或参加游行的女性身穿白色长裙、头戴玫瑰花冠，她们或是扮演怀抱幼儿的母亲，或是纯洁美丽的少女，总之是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妻子或女儿的形象出现。留存下来的许多图像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身穿白裙的女性。

要解释这种白裙子流行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就像很多研究时尚社会学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时尚的流行有其“任性”之处，它可能是由好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具体到大革命时期的白裙子，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首先，它的流行与旧制度末年已经开始兴起的对自然之美的审美追求有关，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卢梭，卢梭一直反对矫揉造作，提倡女性要以简洁朴素为美，当时卢梭的审美观念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的女性中具有广泛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很多贵族女性或者资产阶级女性，比如罗兰夫人等在旧制度末年已经开始穿着白色衣裙，甚至王后安托瓦内特也是这股风潮的倡导者。

其次，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人们崇尚古典时期的公民精神，因而也非常推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服饰风格，在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大卫为政府官员设计的制服样稿上可以看到，他采用的全部都是古希腊时期的长袍款式。所以，在很多节日活动的安排中，会把古希腊式的白色长裙作为参与女性的统一服装。

最后，我个人觉得这种白裙子体现出来的朴素克制正是革命的法国最赞赏的女性特质。如果说男性革命者并不希望女性热衷于政治，那么他们理想的女性形象可以从革命节日中他们安排给女性的角色及其装束上看出来：温柔美丽、安静不张扬。简单地说，就是在新的审美趣味、崇拜古典风格以及革命宣传竭力倡导等三个因素作用之下，白色衣裙成为大革命时期女性的典型形象。

澎湃新闻：相较于女性服饰，法国大革命对于男性服饰变化的影响是否同样存在？

汤晓燕：法国大革命前后，男装的变化也是相当显著的。在此之前，法国男贵族的服装与女贵族的一样，都是用料极其考究，镶金带银，服装色彩也采用鲜艳的颜色，如大红、紫色、黄色等。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家庭夫妇双方在服饰上的开销是不相上下的。

而到了大革命之后，男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再也没有人使用假发了；其次，服装的款式更为简洁实用，色彩逐渐趋向内敛暗沉的色调，如黑色、深灰以及深蓝，而在材质上也不再大面积采用绸缎等华贵的面料，更多地开始使用羊毛制品。总体而言，男装向着“实用性”发展，基本上抛弃了旧制度时期用来炫耀财富与地位的区分功能。

18世纪中叶，巴黎上流社会沙龙聚会中，男性贵族头戴假发、服饰艳丽华美。他们常常与女性一样用许多金银装饰。

男性服饰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原有的法国社会已经被彻底推翻了，现在处于上升期的是新的统治阶层，也就是资产阶级。就像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指出的那样，审美趣味在社会中起着聚集和分割的作用。拒斥其他群体的审美趣味是建立起自身群体的重要手段。那么，如果说贵族热衷于华丽与张扬，用奢华与浪费来表明自身阶层的悠闲与富有，资产阶级为了与之相区别，便要建立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服饰审美观，那就是含蓄内敛，强调个体的理性与才能。因此，体现在服饰上，便是抛弃浮夸的装饰，以实用主义为至上原则。

但是，资产阶级的服饰除了要与此前的贵族相区别，它还需要把自身与普罗大众相隔离。于是，用服饰来彰显财富、地位乃至品味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们的妻女，两性之间的服饰差异由此开始扩大。

前面提到大革命时期女性的白色衣裙广为流行，但是，大革命过去之后十来年，女装又恢复了华贵与鲜艳，当然与旧制度时期的富丽堂皇相比还是显得含蓄许多，即便是表现财富与地位，也转而用更为低调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毫不克制地大肆炫富已经被认为是暴发户才有的“坏品味”，含蓄克制地显露出地位、身份与财力则被认为是只有资产阶级（新的统治阶级）才有的“好品味”。这种新的服饰审美趣味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