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一句什么话助长高岗野心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

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他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而且提得很高：“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记得，在一次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不知话里有话，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说完，脸色阴沉下来，似有一肚子委屈：“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的蓝眼珠一瞪：“是吗？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高岗吐出“苦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谈到，高岗在当时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

所以，1960年7月，周恩来曾讲过：“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