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康生炮制何冤案 迫害致死1.4万余人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