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谈关锋出狱后生活：盖两层小楼没住 局级待遇

核心提示：当时要他离开北京，在山东德州市给他盖了一栋二层小楼，他因身体不好没去。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纪委同意，不让他去山东了，让他留在北京，与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经济收入、医疗等）责成《求是》杂志社按局级待遇负责管理。

关锋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阎长贵：关锋对江青始终怀有好感

进入《红旗》，师从关锋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阎老您好！先谈谈你是怎样去《红旗》的吧。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我是196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去的。至于怎么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们的心态是“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

向：完全是组织的安排？

阎：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后，我问当时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惊。

向：为什么？

阎：1983年春，我和大学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起到读书时的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一进门，齐一就说：“我把你们两个都送到火坑里去了！”齐一说的“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受到好几年审查。齐一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

向：齐一是怎么说的？

阎：他说，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电话，要我们从哲学系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啊！”齐一对我说：“那时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还是‘专’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这样，我们就选定了你，向《红旗》推荐，接着《红旗》来人看了你的档案……”

向：在学校，齐一那时认识你吗？

阎：认识。我不能不相信齐一的话，但我心里总有狐疑：康办怎么能这样说、这样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问了我到《红旗》杂志时的顶头上司关锋，他也把类似的情况说了一遍。

向：当时大力宣传要“又红又专”，而又选用要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阎：我想也是的。关锋告诉我，1961年夏，《红旗》杂志领导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来到他房间说：“老关，给你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你带几个人，一方面帮你做点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们培养培养。”关锋说，他很赞成邓力群这个建议，于是邓力群说：“那好，咱们去找康老！”关锋和邓力群一起到康生那里把此事一说，康生也很赞成，他并且强调了调人的条件：要走“白专道路”的，不要“又红又专”的。关锋说，他听到康生这样说，很不以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说什么。后来，大概康生要他的秘书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了电话。

向：你到《红旗》后是怎么分工的？

阎：就分在关锋的“中国哲学史组”。当时，关锋在中国哲学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我当然高兴。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共，在部队任过连指导员，在地方任过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等职。1956年从山东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杂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向：“文革”初期，关锋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还兼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

阎：关锋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观点甚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不止一次批示、称赞他的文章，召见他谈话，布置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关锋在“文革”中是冲锋陷阵的。从“文革”开始（按照毛的说法，“文革”是从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到1967年8月，关锋不仅撰写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还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农兵群众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写的。可以说，关锋是制造和鼓吹“文革”舆论的总管和先锋之一，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向：但后来怎么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阎：我想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吧，如安抚和稳定军队等——因为当时“文革”触动军队了，在全国到处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1967年8月30日，关锋被抛出来。对他先是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关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释放出狱，处分是：开除党籍，免予刑事起诉。

向：出狱后给他安排了吗？

阎：没有安排，就发生活费，开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后来加到五百元。当时要他离开北京，在山东德州市给他盖了一栋二层小楼，他因身体不好没去。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纪委同意，不让他去山东了，让他留在北京，与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经济收入、医疗等）责成《求是》杂志社按局级待遇负责管理。关锋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资”？）可能是三四千元。关锋刚出狱时，神情比较呆滞。经过一两年的恢复，就“重操旧业”，开始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做“蛀书虫”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向：他算《求是》的离休人员吗？

阎：不算，他不享受离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1982至1988年，组织上告诉我不要与他联系；我执行了组织的决定。从1989年起，我和关锋开始联系，经常去看他，和他聊天与讨论问题。我感谢他把我带入理论研究之门，因此对他终身执弟子礼。我们在一起能够敞开思想，无所不谈，谈哲学，谈过去的人和事。谈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说是自己与陈伯达有的观点不一致，可能是陈要整他。他从来没说过，也不认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两次来京。我们见面时，戚谈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来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传达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宣布审查后，是戚本禹把他们两个送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的。戚本禹对二号楼的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戚回到十六号楼会议室后，大家都没说什么；一会儿，周恩来离开会场，江青哭了。“文革”后，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诉关锋，关锋认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对江青始终怀有好感。

向：关锋晚年是不是有所觉悟？

阎：怎么说呢？他对毛一直怀有知遇之恩。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是他和艾思奇记录的。田家英把毛泽东所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记录中删去了，关锋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里，认为不应该删去。

向：关锋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阎：他是2005年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

向：1982年出狱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学术研究，有什么著作问世？

阎：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老子通》（此书台湾还出了繁体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发生学》，还有和别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词典》等等。他说自己“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文革”前。

向：关锋还做过法学研究？

阎：是的。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为这样，他写了一部《法学发生学》。

向：你和康生接触过吗？

阎：“文革”前，康生我不认识，没有近距离和他见过面，但我在无形中被他“关照”过。因为他要挑选走“白专道路”的人，我“幸运”地被选上了。

（《老照片》第67辑文章《江青秘书谈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