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哪位清国商人跑去美国白宫“洋上访”未果？

受够了

伍秉鉴的确是受够了。

这个家族，自从其父亲伍国莹开设了贸易公司“怡和行”、成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后，就一直在财富和动荡中不断折腾。

1787年，伍国莹为给一家中国公司担保，卷入了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经济纠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第二年，据称他又因为欠下不少海关关税及其他税捐，干脆一走了之（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当了“伍跑跑”。最终侥幸过关的伍国莹，迅速将公司业务交给了次子伍秉钧，开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钧的手上，怡和行业务增长很快，成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钧也依然难以逃脱公权力的压榨。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国商船,被大清海关查获有两对表未纳税——据说这是船员们自用的表，忘记申报。伍秉钧希望罚款了事，愿意支付180银元，海关监督却罚他纳税50倍。次年，年仅35岁的伍秉钧因病去世，把摊子交给了32岁的三弟伍秉鉴，开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阶段。

伍秉鉴长袖善舞，怡和行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公司，伍秉鉴也成为世界首富。

在伍秉鉴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对着强大的政府公权力，作为首席行商的伍秉鉴，不得不为外商们和其他行商们的过失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在1821年52岁时还因此被“罢官”——摘去了花费巨资购得的三品顶戴。

这年冬天，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着将伍敦元（伍秉鉴）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这是道光元年，刚刚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鉴撞上了他的枪口。

罢官的理由，是伍秉鉴作为行商领袖，没能做好防范鸦片走私的工作：“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

一个月前，两广总督阮元向皇帝参了伍秉鉴一本，指责他协助走私鸦片：“盖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鉴等，不是外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阮总督要弹劾伍老板，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史料，实在是因为当年发生的“叶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气。犯下命案的叶恒澍，是澳门行贿基金的负责人之一，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扬言要公开广东官员们的贪腐证据，最终，还真的仅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脱了命案。

走私鸦片一度是广东的热门生意。就在4年前（1817年），伍秉鉴为一起存在争议的鸦片走私案，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判罚16万两白银巨额罚金。犯下那起走私案的，是一艘美国商船“渥巴希号”(Wabash)。伍秉鉴不仅被罚款，还似乎和“案发地”澳门的“同知”（副市长）钟英结下了梁子——钟英因此事被问责，险些丢官，而记恨伍秉鉴。根据马士的记载，“叶恒澍事件”发生时，已经升任广州知府的钟英试图运用此事报复伍秉鉴，推动总督进行弹劾。

道光皇帝还是给伍秉鉴留了情面，虽然夺去了他的顶戴，“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巨大压力下，伍秉鉴等行商，也给外商们正式发出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将报官处理；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怪买卖

表面风光、内里精光的行商，还有个令国际贸易界侧目的中国特色——“贵买贱卖”。

当时的美国商人Sullivan Dorr记载，“行商”倪秉发在进口西方产品时，给外商们（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场价9%~15%的报价，但要求赊销。同时，他在向外商们（主要是美商）出口茶叶时，不仅价格低于市场价，而且也提供相当数额的赊销。

如此反向操盘，大大地挤压了获利空间。吊诡的是，这却并非倪秉发一人的风格。那位因在美国起诉债务人、并向白宫递交上访信而“名留青史”的潘长耀，也是如此。

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评价潘长耀“腰缠万贯，生意兴隆，赊卖货物时很随意”，但“爱空许诺，临了支吾了事。”另一商人Thomas W. Ward也有同感：“他（潘长耀）富有、爱巴结人、讲究礼数，有时给些好货、有时供货又极糟糕，做生意时三心二意，你和他说话时得留个心眼，因为他老是空许诺，却自行其是，这种人可不常见。”

如此做生意，质量与服务都成了大问题。Sullivan Dorr在1799年的家信中记载说，潘长耀“精于掺杂茶叶”，因此在上一年度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拒收。1803年，这位美商又抱怨：“自从水官（潘长耀）同意提供40箱小种茶后，我大概找了他20次，他却没法拿出货来。”

因为双向赊销，潘长耀和倪秉发在大量拖欠英国人货款的同时，也成为美国商人们的大债主。潘在美国通过法律渠道追讨的债权，就高达100万美元以上，而美商也至少欠倪秉发11.5万美元以上。美国当代律师、学者Frederic D. Grant的研究表明，在潘的一系列讨债诉讼中，美商总是抱怨赊账买来的茶叶质量太糟，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兑现期票，甚至反诉潘。

中国商人反常的“贵买贱卖”，其实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

一、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

二、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显然，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两种操作是反向对冲的。但是，资金与市场，却又缺一不可，潘长耀、倪秉发们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牺牲了利润的“贵买贱卖”，造成资金进一步紧张，进而更深地依赖“贵买贱卖”。如此饮鸩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质量上做点手脚，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当时费城最大的茶叶商人Stephen Girard指出：“赊账的商人可能获得两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价格上占了便宜，茶叶的质量大概就比信誉卓著的商人买到的茶叶差了许多。”

当然，这绝非真正有实力华商的做派。Stephen Girard也指出：“我不相信讲信誉的中国商人，特别是那些经营优质茶叶的商人，会像那些为了获得长期赊账的商人那样手段低劣地购入茶叶。”

十三行“总商”、当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其产品质量就十分过硬。美国现代学者Foster Rhea Dalles 在《旧中国贸易》（The Old China Trade）一书中说：“无论是保证书还是茶柜上的商标，他都言行一致，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或费城，他的茶叶质量绝对保证”。同样，在伍秉鉴之前担任“总商”的潘振承，也十分关注质量。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质量有问题的武夷茶，潘振承没有二话，立即赔偿，开创了先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商业声誉。

问题在于，尽管喜爱向老外们炫耀财富，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却既无资金实力、又无管理能力，经商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断透支信用与信誉的“亏本买卖”，也就成了苟延残喘的强心针。

而正因如此，无论政府还是外商，都从心里看不起中国的商人。政府对商人们退出生意都予以严格限制，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就在于“蔑视”。

无宁日

1826年，伍秉鉴终于盼到了花费巨资、苦候17年的退休证。

东印度公司的文件对此评价说：“他拥有大量资本和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体行商中，居于卓越的地位，他的财富与地位的影响，反而使他由于天性懦怯，致有某种程度上的抵消，以致不适宜于与一个专制和腐败的政府的官吏抗争，所以在很多事例中，他就成为他们巨额勒索的牺牲者。我们相信，他急于现在退休主要是希望保护他的财产。”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但是，他个人虽然退了，家族却无法退出，公司管理的担子交给了四子伍受昌，开启了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而伍秉鉴本人则在幕后垂帘听政。谁都确信他依然是幕后的掌舵者，有了麻烦还是要找他。

1831年，年轻的第三代“浩官”伍受昌差点送命——他在两广总督及粤海关监督面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疏通关系，请求准许其在商馆前建筑码头。结果，这大大刺激了广东巡抚朱桂祯, 下令将他下狱处斩。吓坏了的伍受昌长跪1小时，再加上粤海关监督的说情，才得以逃脱。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因病去世，年仅33岁，很难说，他的早亡与巨大的压力没有关系。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伍秉鉴，此时已经64岁，只好强打精神，安排五子、年仅14岁的伍绍荣（伍崇曜）接班，成为第五任、也是第三代的第二位“浩官”。

年轻的伍绍荣，不仅继承了一份硕大的家业，而且也继承了一份硕大的麻烦——随着中英之间围绕着鸦片贸易的冲突越演越烈，被大清帝国当作中外贸易缓冲物的行商们，两头受气、处境艰难。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伍家参与了鸦片走私，但这丝毫不能阻止新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将他们拘禁起来，敲山震虎，给洋“猴”们杀只“鸡”吓唬吓唬。

林则徐将年仅20岁的伍绍荣投入了大牢，给已经70岁的首富伍秉鉴戴上了锁链，让他出席行商会议。与会的其他行商们，则都被摘去了代表着地位的顶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根据广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记载，1839年3月23日，披挂着锁链的老首富，来到宝顺洋行（Dent & Co.), 催促宝顺的老板、英国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赶紧进城缴烟。老人“苦苦哀求, 指着自己去了顶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锁链说, 如果颠地不进城, 他肯定会被处死”。

此时的首富，是否会在心中埋怨创业的父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