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廖承志并未戴手铐参加长征

以上几个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到廖承志戴手铐之事。当时，张国焘对廖承志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对他不信任，不放心，派人监视；另一方面却需要他，离不开他，比如听收抄译电报、刻连环画、画领袖像、写大标语等都靠他来做，而做这些事一定要双手配合，戴着手铐断难完成。

廖承志本人的回忆文字和画作对此事的佐证

关于长征，廖承志也留有回忆文字，在《关于任弼时同志的一点回忆》一文中，他写道：长征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随队伍向炉霍前进。谁都不敢和我们打一个招呼，我们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这是廖承志第三次过草地，“被押解着跟随着队伍”。

在当时的环境中，即使是犯人也没有戴手铐的必要，因为戴手铐的目的就是防止犯人逃跑。但是在茫茫的草地里，一个人若脱离大部队，东南西北都弄不清，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936年7月2日，由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甘孜会师后，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弼时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做促进团结的工作，于是就有了与廖承志的第一次邂逅。廖承志写道：

那是在草地的一个小山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想那一定是弼时同志。我们的队伍正是在他们面前通过。

弼时同志远远地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

他笑着问我：“你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我那时很窘，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候，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

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

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

这之后，我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文中，廖承志真诚地写道：“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这篇文章有一个细节：任弼时和廖承志握手。如果廖承志戴着手铐，任弼时应该会问怎么回事，会要求张国焘打开手铐。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说明廖承志当时没有戴手铐。

对于廖承志来说，长征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擅长绘画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有用画笔描绘长征的想法。

1967年夏，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送给他一本《欧阳海之歌》。廖承志十分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给我重新添了活力，有说不出的劲头，热血在翻滚”。在思绪万千的情形下，他连夜作了两幅描绘长征情景的画送给女儿。

第一幅画画的是廖承志自己。画中的他，穿着布满补丁的旧军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拄着拐棍在艰难行进。他的左手举至额头，像是在擦汗，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点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条件再苦也要写写画画。在他的身边，已有一名战友牺牲倒地，但他仍顽强地前行，目光中流露出坚毅的神情。

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说，这“是爸爸在长征中的大致景象”。这幅画说明廖承志长征中没有戴手铐。如果是戴手铐长征，那么，自画像中的他双手一定被铐在一起，而不可能一只手拄着拐棍，另一只手举至额头。

总之，没有史料证明廖承志是戴着手铐长征的。那么，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笔者以为，这或许是人们对他一首诗的误解。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