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失明的陈寅恪49年后如何坚持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

解放后，陈寅恪虽已接受了双目失明的现实，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特别眷顾与同情这位苦情学人。除了身体机能不可避免的衰退，在七旬之年又再遭断腿之厄。1962年7月，陈寅恪在洗漱时突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右腿股骨颈折断。虽在广东省委的特别关照下，校方使用了最好的医疗服务，也无济于事。暮年膑足，长卧病榻，已成残酷事实。这一年，陈寅恪72岁。腿断后，散步的乐趣也没有了，身体机能加快了衰老。他对身边人说：“一个人没有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就是这剩余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命，陈寅恪也要用来继续写作，保持了膑足前的工作习惯。出院后，广东省委拨专款让学校给他安排了三个护士，生活上提供特别供应（此种待遇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止）。有很多人因此不解、不满，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的陶铸知晓后，发怒道：“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1963年时，陈寅恪悲观地估计自己最多只有三年寿命，数次向家人交代遗嘱，对来访的人说：“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是年秋，《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基本完成，原先他还有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但此时已不可能实施了。他感伤地说：“现在我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时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他紧迫地要修订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与著作，编辑专集——虽然对有生之年出版这些著作并不抱希望。为了让著作能留存于世，他让助手黄萱与夫人唐筼把未刊稿在此后的两三年间作了两稿以上的誊清与复写，终使其著作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晚年著述，已成其生命之寄托。黄萱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陈寅恪这段学术人生时，用“惊天地，泣鬼神”六字概括，给其1949年后的写作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

【远离政治】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继续著书立说，没有助手的协助，其实是很难完成的。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他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从1949年到1951年，一直担任助手的程曦突然不辞而别，跑到香港大学求职。有一年时间，陈寅恪没有专任助手协助教学与著述。夫人唐筼就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有时唐筼心脏病发作，历史系的老师便临时充当助手协助上课。1952年底，黄萱开始担任专任助手，到1966年7月止，长达14年。陈寅恪非常依赖这个助手。1964年，陈寅恪给黄萱的工作鉴定中写道：“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不过黄萱一直非常谦虚与低调：

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他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在校内，周连宽从1954年至1964年，在长达10年中专为陈寅恪搜寻史料、查阅各类图书版本。1956年时，中山大学一度考虑为陈寅恪多配备一名助手，但他没有答应。陈寅恪对助手的人选非常挑剔。1957年底，他向学校请求将一位即将毕业、与陈家往来较密的学生高守真留校当助手，但学校意外地没有同意，原因是她不是党员。1959年，终于安排党员教师胡守为担任了他的助手。除几位助手常年协助教学与著述，陈寅恪晚年所有往来书函和诗作都由夫人唐筼负责代笔与抄录。其三位女公子言：“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少，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

1949年后的陈寅恪，为了集中一切时间与精力著书立说，力排一切干扰，坚辞一切社会事务，这是他能取得成果的又一重要原因。他严格控制访客，“深居简出，极少待客”，没有其允许，坚决不见，毫不通融，即使是官方高层与学校负责人。“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这是陈寅恪在1964年春节拒绝拜年者后写的诗句，坚决、“无情”之态跃然纸上。1961年，老友吴宓曾从重庆来访，并在日记中留下了珍贵的现场记录。8月31日凌晨，吴宓记录了陈寅恪对外界社会的态度：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