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宋刑中的交规：唐朝初创靠右行 闹市跑马要重罚

2 仪制令：兴起于唐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不过在唐代，仪制令只是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规范道路上的行人与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后来，“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宋朝是榜刻《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

其中，南方坐船、坐轿者多，北方坐马车、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车又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之分；船的种类稍微比较复杂，有官船、哨船、渔船、渡船、快船、战船等，湖南所称的“划子”，就是渔船，它也可以载人摆渡；轿子则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驴、骡等种类，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走亲戚骑驴的，比较杂乱。

《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装剧里经常有“鸣锣开道”的场景。有人趣解“鸣锣开道”，比如县令上街，差役鸣锣七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州府官员上街，鸣锣九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则鸣锣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就要鸣锣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除了“贱避贵”之外，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

3 冲突：依据仪制令定责

现代社会，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常出现双方均违反交通规章的情况，此时就要区分主次责任。在古代也不例外，在一些交通事故中，双方也会依据“仪制令”的不同规则为自己辩解。

南宋俞文豹著有《吹剑录》，该书主要内容是杂记南宋宫廷、官场及民间之遗闻轶事，其中就有一例有关交通事故的趣事。一位士人走路时被负重的贩夫撞破了衣袍，两人到临安府评理。府尹曰：“轻盍避重？”令（贩）夫拜之。士人曰：“贱合避贵，必欲偿背。”京尹曰：“背直几钱？”曰：“元制十千。”公曰：“我偿汝十千，汝还他八拜。”士人语塞。府尹断案，依据“轻避重”，判士人负主要责任，但士人却依据“贱避贵”，要求贩夫赔偿。府尹又巧妙的提议由贩夫赔钱，但士人要还以八拜。在等级分明、讲究面子的社会，让士人八拜，他无疑宁可不要赔偿，也想息事宁人。

明朝也要类似的趣事。明崇祯辛未（1631年）进士李清著有《折狱新语》一书，书中记载：有农夫担粪过桥，一武举人着新衣大摇大摆地从对面走来，农夫一不小心，溅出了粪水，玷污了武举人的新衣。举人定要其赔偿，农夫赔礼，愿为其洗净；举人却不答应。县令问明情由，说：“新衣被污，实在不对。”令农夫礼拜陪情，脏衣由武举人回去自洗。武举人仍不答应，一定要赔他一件新衣。县令说：“好，衣服由我负责来赔。但你轻不避重，依法例，该笞你四十；看在你是举人的面子上，减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减一半；只打十下，如何？”武举人连忙求情：“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