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老兵忆抗战：南京失守后我报考了黄埔军校

高泽沛 摄影/郭澄子

嘉宾简介：高泽沛，在台抗战老兵，1920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国军老兵高泽沛文字实录，采访：周昂，整理：唐智诚（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采访者本人审订）

从小痛恨日本人 小学时立志参军

凤凰历史：您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参军抗日？

高泽沛：我参军抗日，是从小就有的想法。在我小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我记得5月“国耻日”（编者按：因“二十一条”的缘故，民国时各学校每年以5月7日和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特别多。凡是国耻日那天，小学不上课，早上就开纪念会。所以印象里，尤其是对日本人，非常痛恨。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将来准备做什么？我哥哥讲，他将来要当空军。我父亲说，中国的空军刚刚起步，现在去参加空军不适宜。我说我要参加海军，结果我父亲讲，中央没什么海军，只有东北有第三舰队。我就改口说，那我学陆军好了。我父亲讲，学陆军，将来最好是能够到国外去一下，最起码要陆军大学毕业。

“七七事变”后听潘光旦演讲：同日本人打仗不可怕

高泽沛：我是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是到天津南开中学，念到初中二年级，又回到上海念初中三年级，因为那时父亲、母亲都在上海，等到我父亲去世以后，大家庭就搬到北平去住了。那时候南方是高中一年级结束时，就要接受三个月的军训，可是在北京，由于日本人的干涉，高中一年级没有军训。后来日本人同意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二年级可以接受军训，但是只有一个月。我是在颐和园旁边的西园营房受训，训练的部队是29军的38师（编者按：应为37师），宋哲元是军长，师长是冯治安，大部分干部是111旅的，还有吉星文219团的。

1937年7月8号，也就是“七七事变”第二天的早晨，睡在我旁边的同学问我，你听到炮响没有？我说，没有听到。起来之后，就发现军官已经走了一大半，可是我们并没有离开营房。那时候，北平的老百姓很积极地在劳军，尤其是吉星文这个团。卢沟桥事变都是近距离战斗，吉星文的部队有大刀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过了一段，一个月的军训时间到了，可以回家，可是我们要等宋哲元军长从老家回来举行结业典礼。等宋哲元的空闲时间里，就请了大学的教授给我们演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清华教授潘光旦，他只有一条腿，用拐杖走路。他上台就跟我们讲，同日本人打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根本就不必在乎他这一仗。

南京失守后考了黄埔军校

高泽沛：等到我回到家里，一看我母亲他们都不在家，到天津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津有租界，住在租界里面比较安全。房子是我婶母哥哥王树常的，我们叫他三舅，他当过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原来属于东北军，西安事变以后，就在郑州的绥靖司令部当副司令。所以他本人不在天津住，这个房子是空的。

我二哥在安徽省政府做事，后来他从安庆打来电报，要我同另一个哥哥到安庆去。途中经过南京，就遇到了警报。那时政府在南京的民间组织非常好，一有警报，民间就有人来维持秩序，让人疏散。到了安庆以后，公立学校没有住的地方，只有进私立学校。我就在圣保罗中学的高三借读。过了不久，哥哥叫我们到安庆的轮船码头去，坐上船就到了武汉，事后才知道，那天是南京失守的一天。

到了武汉，正好东北大学路过，要往西安的方向去。二哥就叫我们随着东北大学走，因为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校长，跟着一起走，等于就进东北大学了。但我们没有同意。当时黄埔军校在武汉招生，共产党的大学也在武汉招生。结果我就考了军校，那是民国26年底。军校是分两批招生，一批在长沙，一批在武汉。等长沙的同学到武汉集中以后，我们就重新再编队，先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停留了有两三个月，又坐船到重庆，再从重庆走到璧山，大概有90里路，要爬山。一早起来出发，黄昏时候才到，到了之后，在规定睡觉的地方，倒下来就睡着了。

在璧山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行军到四川，到了四川后并没有马上到成都。那时多少还有点军阀割据的意思，军校进去就等于中央军进去了。我们在成都外面的龙泉驿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进了成都。我是十五期一总队，在成都本校，还有十四期的总队。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我们去了，他们就延长了一个月，当时同学的人数差不多有1500人。另外有个大队在新津，将来要到空军去，这个大队属于我们总队。还有辎重兵学校也带训一个队，所以加起来将近两千人。不过这两个单位的人当时都没有见过，到了台湾才碰头。

毕业时就怕留校 想尽办法上战场

高泽沛：军校十三期、十四期的学员是从南京出发，一直步行走到四川。十三期在铜梁就毕业了，十四期到成都毕业。我们十五期算是比较特别的，开始坐船，到四川以后才开始走路，而且我们受训的时间长，民国29年7月才毕业。有留在学校里的短期干部要派到部队里去，我们同学就要接替这些干部的位置，我就怕留学校。

那时候我二哥已经到重庆了，我就给二哥写了一封信，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部队去，因为我考军校的目的是抗日，果我哥哥在军中并不认识什么人。我小时候的同学是冯庸的太太，当时冯庸是第六战区军法处的处长，我们那个部队的参谋长到重庆开会，就来看冯庸，冯庸说有两个弟兄，部队是不是可以调去。差不多9、10月份，我们就被部队调去了。部队调去要优先，不然留在学校的机会很多，因为我是步兵，步兵中差不多两个人留一个。

非中央军的装备差：排长没手枪 连里少机枪

高泽沛：第二年，我被派到步兵连里，我哥哥是骑兵，他就被派到骑兵连。我们的部队是战区的预备队，也就是机动部队。这个部队从民国16年就离开四川出来剿匪，当时的师长是郭汝栋，参谋长是萧毅肃，投共的郭汝瑰还在26师里当过营长。当然我们到部队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在了，师长是原任32集团军的参谋长刘广济，山东人，后来在台湾去世。

到了民国30年3月，上高会战发生了。此时，刘广济师长已经换了，由副师长升师长。

上高会战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仗，我只是排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不是中央军，部队的装备都比较差，排长连手枪都没有。一个连照说应该有9挺机枪，但我们只有6挺。因为一个师有三个建制团，还有个野战补充团，我们那个师就把另外三个团的武器拿来给这个野战补充团，所以你这一个连的机关枪就只有6挺。同在一个军里的105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个连可以有11支机关枪，同时武器丢了也不往上报，它有仓库，可以补充，因为105师在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的卫队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