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基辛格给予很高评价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傅高义，原题：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基辛格给予很高评价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1971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

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于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于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从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为落实这项计划，毛泽东充当了幕后操控人，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外交部传话，要让邓小平担任赴联大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很快就答应下来。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强烈反对这个人选。她很清楚，邓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毛泽东派邓小平去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只有一周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幸亏他对毛的想法了解得很透彻，写完讲稿后就把它送给了毛泽东，毛批示说：“好。赞同。”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毛泽东通过乔冠华和邓小平表明，尽管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但最近的不利事态——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访美——让他相信美苏正在相互勾结。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乔冠华外长是个老谋深算、很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当富裕，能够供他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他担任了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中国的领导层把这次联大之行视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国聚会的场合崭露头角的一次机会。尽管病魔缠身，周恩来还是和大约2000人一起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后来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机场欢迎代表团的归来。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况且他的访问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邓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友好对待。由于在他的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泽东，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文选”。

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后，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他还重复了毛的观点，说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意思是美国应当重点防范苏联。邓小平对基辛格说，苏联现在虽然反华，但它的真正目标是西方。邓小平表示，他担心美国不再把苏俄视为主要对手，并可能鼓励中国与苏联开战以起到削弱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效。基辛格后来比较过邓小平的直率作风和周恩来巧妙优雅的风度。他说，邓小平不太熟悉会谈中提出的一些全球问题，他不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一些问题交给乔冠华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说，邓小平似乎是处在“训练期”。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后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已很有经验，而且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无法再听人向他汇报邓小平的言论。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基辛格后来对邓小平代表中国的能力给予了很高评价。

中国联大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只字不提周恩来。基辛格几次善意地向邓小平提到周，都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说，孔子是个保守派，为了使人们解放思想，必须消除孔子的影响。基辛格问，这是否实际上在暗指今天的某个人。邓小平回答说，批判保守思想，当然要涉及代表这种思想的某些个人。话虽然说得隐晦，意思却很清楚。

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邓小平只领到了十来块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书王瑞林在沃尔沃思连锁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闻生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左派中文报纸的主编）用自己的钱为邓小平买了一个既会哭又会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这个玩具带回家后，它一时成了家人的最爱。

邓小平取道巴黎回国时，在那里的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从1926年离开后第一次访问法国。他在那里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出于安全的原因，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他的随行人员想找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200个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联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继续让他在接待外宾上唱主角。毛在会见外宾时也让王洪文陪同，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会谈。事实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从来没有会见过外国人。

6月1日，即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几周后，周恩来再次住院动手术，此后他便不再会见外宾。这段时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的大厅里会见大多数外宾，并安排他们在漂亮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像周恩来一样，他招待外宾的方式让基辛格半开玩笑地说：“我来自一个在待客方面欠发达的国家。”

邓小平在1974年秋天会见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官员，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门、刚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朝鲜、土耳其、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他会见了政治领导人、工商界领袖、记者、科学家和运动员。他的谈话中不断重复某些主题。他尤其关心日本领导人如何领导经济发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

他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就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苏美争霸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强烈赞成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同美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视之为一股抗衡苏联的力量。他对军备控制协定对苏联军力增长的控制能力表示怀疑。他支持土耳其解决跟希腊的争端，以免苏美两个大国从中取渔翁之利。他解释说，中国当年跟苏联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赫鲁晓夫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还向美国的工商界明确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经济交往迅速发展，而这又将取决于美国是否终止与台湾的邦交。他会见的美国人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杰克逊（Henry Jackson）以及一个美国的大学校长代表团。他与志趣相投的曼斯菲尔德和杰克逊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对抗苏联的扩张。他在接见大学校长时对他们说，还要继续促进和扩大学术交流。

毛泽东是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内不顾现实。尽管如此，他也不能长期忽视严重的问题。他一度压制对“大跃进”的抵制，但是在1958年底和1960年，他也同意针对已造成的破坏做一些调整。1974年时“文革”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需要有所作为。经济其实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时已经有报告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钢铁产量下降，铁路运输也在滑坡。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1974年8月，毛泽东把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汉东湖梅岭的住所，这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他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虽然生性善变，但他在1974年底不断提出需要安定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