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开27个书单都列有哪些书？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苏联威廉斯写的《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与阅读此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又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看来，他当时的阅读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来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1965年，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寻书何等急切，真个是如旱望雨。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制定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更在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根本上还想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想制高点，才能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何屡犯“左”倾错误。他读《哲学选辑》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对头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