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消防：唐代用溅筒灭火 清代民间消防组织多

唐

长安的武候铺

唐代京师长安，没有亭，却建有治安消防组织“武候铺”，分布在各个城市和坊里。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受左右金吾下属的左右翊府领导。在全城形成一个治安消防网络系统。

唐代开始用皮袋、溅筒灭火。《通典》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随着时代的变迁，灭火器具不断创新。

宋

城市消防队

宋代火政官有：厢使、防隅官。厢使是宋代开封等地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员。当时，开封一带火禁甚严，官府规定“将夜分必灭烛”，即到了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防止因人们熟睡而发生火灾。如有人家要在后半夜烧化纸钱。必须事先告知当地厢使，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宋代的铺兵也叫防隅军、潜火军，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责任心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逻，敦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消除火灾隐患。为了及时发现火警，官府还在地势高处建筑了望火楼，楼上昼夜有人瞭望，楼下有防隅官屋数间，屯驻防隅军百余人，专门负责救火。

一旦发生火灾，防隅军们便立即携带消防器械，奔赴失火地点扑救；同时派骑兵迅速报告府尹及负责京城警卫的马步军殿前三衙，“各领军级扑灭”。在扑救中，各支部队密切配合，有的警戒弹压，维持秩序；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因此，“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

为激励防隅军在灭火中奋力向前，将损失控制到最小限度，宋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对那些听从号令，“并力扑灭者”，“支给犒赏”；对那些在灭火中受伤者，“差医诊治”，给假疗养；对个别“不竭力，诸如玩忽职守，不听命令，贪生怕死者，定依军法治罪”。

水铺、水社和冷铺是宋代的民间救火组织。据《八闽通志》记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福建延平府“民多楼居，虚凭高甍，瓦连栋接，民或不戒于火，扑灭良艰”。根据这种情况，郡守胡舜举创立了水铺，并配备了各种灭火器具，专门负责扑救火灾。在当时缺少专门救火队伍的情况下，水铺一类民间救火组织的出现对扑灭火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北宋仁宗时，便有了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据《武经总要前集》载：“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如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苏东坡先后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建立了官方消防队(潜火军)，配置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消防装备。

明

火兵与多措施防火

元代的正史中未见有“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完全相同的“遮荫哨所”。

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朝廷有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京城火盗事宜，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丁官军10人。明代地方基层政权设有总甲负责火盗，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宛平县城内设有坊、铺等居民组织，每铺设铺头、火夫三五人，统由总甲负责管理。他们轮流值夜，击柝振铃，提醒人们注意火盗。有的地方还设置巡警铺(更铺)，以供总甲、火夫们休息、躲避雨雪之用。巡警铺内备有刀、枪等兵器和火钩、水桶等救火器具。

明朝一些城市还组建了专业的消防部队——火兵。它主要是为了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有的50人，有的100人，设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聚居之处，配备水桶、藤斗、麻搭、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

明人运用多种手段防止火灾的发生。为确保盛放皇帝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万无一失，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每隔七间房屋空出一间，并将这间房屋的四壁砌成无门无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最后，封砖盖瓦。这样，从外部看，是一间无门无窗的房屋；从内部看，却是一堵5米厚的防火墙。另外，民居的白壁青瓦马头墙具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实际上是避雷针；库房、厨房、作坊的墙上贴有“小心火烛”的宣传标语，告诫人们注意消防，但“火”字一般是倒着写的：人们看到倒写的“火”字，就会引起好奇，甚至引发议论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