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汪东兴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为：《走近汪东兴》

笔者曾长期在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江西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当年曾与方志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及他麾下的幸存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成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自然成为弋阳县的党史人物。编史修志者要征集文物，更要“抢救”活资料，因此走访这些老同志就是我们必做的功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汪东兴，当年就是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的战士。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汪东兴在革命队伍中的职位渐渐提升，他身居要职并在人民领袖毛泽东身边工作近30年，直至伟人逝世。因此，汪东兴也就成了我们眼中重要的工作目标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与他有书信和互寄材料的来往，至20世纪90年代又有几次进京见面机会。随着多年渐渐走近汪东兴，我们不仅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生有了深刻印象，还对他丰富的情感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

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务，见证历史重大转折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清湖乡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在家乡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刚进入解放战争时，汪东兴已由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同时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7年春，汪东兴被调到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多次出色地完成特殊任务，深得毛泽东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派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1947年3月18日下午，时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等人和一个骑兵分队前往王家坪，执行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的任务。

此时，国民党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正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坪扑来，午后到达离王家坪只有10公里的平桥地区。在这万分急迫的时刻，任弼时等急切地催促毛泽东迅速转移，可毛泽东却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说： “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为了打破僵局，周、任等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等看到敌人再走？”毛泽东回过头来，冲着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紧急时刻，容不得汪东兴考虑。他向前大跨一步，脱口而出：“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笑着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略加思索回答：“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接着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5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就这样，汪东兴率一支小分队圆满地完成毛泽东“替我看到敌人再走”的任务，为中央首长顺利撤退赢得了时间。

此后，汪东兴率中央警卫团跟随毛泽东等领袖，亲历了转战陕北368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和领袖的忠勇，尽显其胆识和才干。

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形势需要，1948年3月23日，汪东兴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结束历时1年零5天，途经12个县、37个村的转战，从容地告别陕北东渡黄河，于5月27日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经历一年多分别后又会合一起。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成为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

汪东兴成为这个“指挥部”下的得力班子的成员，他担任了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各部委成立了总支和党委，汪东兴又被推举为办公处的总支书记。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他仍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忙碌在这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岗位上。

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及当时的形势发展，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双方于1949年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后不久，傅作义通过他秘书向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提出，要亲自赴西柏坡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欢迎，并派汪东兴于2月21日带车队去石家庄负责接送傅作义一行。2月22日上午9时，傅作义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汪东兴热情地向身着灰色军装的傅作义迎去，并安排傅作义及他的副官李济生和自己乘坐第一辆吉普车。中午时分到达西柏坡，出来迎接的任弼时悄悄地问汪东兴：“傅作义一路上说了什么没有？”汪东兴回答：“他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将傅作义领到预先为他安排好的窑洞住下。

下午5时，汪东兴陪同毛泽东来到傅作义的窑洞前。这时，傅作义已迎立在窑洞门口，他快步迎上前去，向毛泽东立正敬军礼。毛泽东立即热情地伸出手去，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你有功。你做了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心情激动地将毛泽东引进窑洞，两人相见恨晚，谈兴很浓，谈话大约进行了40分钟。当年守候在窑洞门口的汪东兴，真切聆听了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话。

第三天，汪东兴等送傅作义去石家庄，他俩仍然同车。这时的傅作义与来时判若两人，一路上与汪东兴等人有说有笑，情绪很好。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大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求停车下来看一看。

走到河边的傅作义，兴致勃勃地对汪东兴说：“这样的雁在北平可是看不到啊！打它一下怎么样？”

汪东兴说：“你打吧，我这里有卡宾枪。”

“你打。”傅作义谦让。

两人又谦让了一阵，还是让汪东兴来打。汪东兴开了一枪，稍微偏高了一点，一只雁被打伤了，羽毛纷飞。

汪东兴连连说自己打得不好，傅作义却兴奋地鼓掌说“打得好，打到了。”还说，“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两人一边讨论着枪法，一边登车而去……

傅作义24日回到北平后，就把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通电草稿定了下来。4月1日，通电全文向全国广播。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傅作义密切配合的举动很满意。汪东兴也感到非常荣幸和欣慰，因为他按中央指令，在这个伟大历史性转折中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1949年3月23日，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浩浩荡荡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战士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道，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历史壮举。

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山间的土路在灰土飞扬中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们乘火车专列抵达北平，当晚住颐和园。而汪东兴这天则来到北平香山，他忙碌着察看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和卫士李银桥等人坐车去颐和园接毛泽东。汪东兴回忆说，他那天到毛主席住处，主席说他“一夜没睡好，心情很兴奋”。说到这，汪东兴不由感叹地说，面临着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即将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大转折， “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回毛泽东身边“抓老鼠”，主持中南海“一组”小整风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仍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曾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3月，汪东兴响应中央号召，离开北京中南海警卫岗位，下放基层来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到了1960年9月下旬，他又突然接到中央“调回北京”的指示。原来提前回京工作，正是毛泽东的意见。

回到北京的汪东兴不敢怠慢，于9月28日上午就急忙面见毛泽东。“我要你提前回来，是要你帮我‘抓老鼠’。我发现身边的‘鼠害’还严重哩，这可不行啊！”还没等汪东兴汇报工作，毛泽东就直奔主题，说明了要他回来的用意。这番话虽说得很幽默，可汪东兴却掂出了其中的分量。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既关怀爱护又要求特别严格，决不允许他们存在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等不良行为。如一经发现，他一定是亲自过问，从不姑息。可就在1960年底前后，时值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发现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北京和随他外出期间有违犯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日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嫌疑，造成了不良影响。得知此情，毛泽东十分气恼，立即指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在中南海内部带头开展小整风。由谁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想到了汪东兴，决定把他调回来。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就如何在工作人员中开展小整风的“计划、办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他的“办法对头”。于是，10月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开展小整风计划，要求支委放下思想包袱，认真积极带头参加小整风。

之后，汪东兴主持了整风动员大会。毛泽东办公室的“一组”全体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勤务、保管及医护人员都参加了。他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将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开展讨论，组织大家摆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自我检查中，大家都很坦诚地谈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有的说到天津，吃过人家的大麻花；有的说到郑州时正是炎夏，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冰棒和西瓜；也有说到山东时，接受过“大公鸡”牌香烟，每人分得一包，个别人拿了两包……

汪东兴深入到各组去听取大家的发言。每当听到这些情况，他都会插话强调：“以后地方送东西来，都必须经过管理员，该给钱的要给钱，一分不能少！”

小整风进行了10多天，检讨会开了两三次，什么角角落落、芝麻绿豆的事都被抖出来了，许多以往大家不以为然的事，现在经过讨论，都觉得必须重新认识、认真对待了。

汪东兴深知，毛泽东自从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直至成为人民领袖后，手上就没拿过钱。可他心里有本账：吃饭付钱，购物付款，买卖公平，决不能搞特殊，更容不得“灯下黑”。当时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热情超标接待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朴素感情很好理解。可毛泽东不能领这份情，他要以自己的俭朴和清廉来要求他身边的人也不能有特殊化。

毛泽东常向汪东兴了解小整风的情况，还把存在思想顾虑的人找来亲自谈话。如他得知卫士张仙朋不敢大胆批评，就鼓励他说：“你不要胆小怕事，批评要尖锐一些，把问题捅出来有利于改正，有什么不好呢？”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张仙朋也揭露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

就这样，在汪东兴的主持和安排下，毛泽东身边“一组”的小整风历时近50天后结束了。汪东兴按毛泽东的要求，以党总支和党委的名义写出总结材料上报，还按照毛泽东吩咐，对于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整改。为了挽回“多吃多占”等不良作风带来的影响，汪东兴派专人下去一一如数退赔，钱款从毛泽东稿费中开支；对个别人有较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的作了重点检查和纪律处分。

后来，汪东兴很感慨地说，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老人家要求从严治党。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值得十分警惕而紧迫的新课题。我见证了毛主席决心从自己身边做起，并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感到十分欣慰。

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特殊身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鉴于汪东兴的特殊作用和贡献，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可是，随着党和国家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汪东兴的职务和地位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首次发生了逆转，似乎一下子从高峰跌入低谷。

面对人生的大起伏，汪东兴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进入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汪东兴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让我们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就一直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与他比邻的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记得我们初次登门是1994年5月。秘书刘桂民年轻精干，他很客气地引导着我们穿过花木葱茏的院落走进客厅，那时年近80的汪东兴头发已经全白，但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腰杆直挺。

见面握手落座后，我们先向他老人家多年来对家乡编史修志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谦虚地笑笑，连连摆手：“应该的，还是你们搞具体文字工作的同志辛苦。”

盛世修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修志热潮中，汪东兴欣然担任了《弋阳县志》编纂顾问。不久，地方党史征集委员会成立，家乡的党史征集、编研工作又开展起来。汪东兴非常热心支持家乡编史修志，常常带着老花眼镜，一笔一笔地按我们的要求写文字材料；对于我们送他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也是一丝不苟的把关。

我记得，县志出版前，我们曾把撰写的反映当年苏区斗争的历史材料及相关图片寄给汪老，请他把关。若干天后，刘秘书就给我们办公室来电话指出，我们绘制的弋阳苏区斗争形势地图有错误：汪东兴的家乡余家坞，属弋阳五区，1932年已成立苏维埃政权，应属于红区，而地图上把它标成白区了。并告诉我们，汪东兴已在地图上亲笔做了修正，还配了文字说明。

那个“弋阳五区”紧挨着信江河岔地带，在比例尺“1：360000”的地图上只比黄豆稍大点，眼睛稍不留神，就辨不出那个错误。可就这点小纰漏，也没逃过汪老的眼睛！不由得让人打心底里叹服汪东兴的认真。

1994年，我去拜访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写序。话转正题后，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记得当时我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我们党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我们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在这本弋阳党史人物传中加进方志敏、余汉潮两人。

那时，汪东兴的《毛泽东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一文刚在江西省党史刊物上发表不久，我告诉他此文影响很大。由此我谈及现在另一同类题材的纪实作品，似乎比汪东兴的文章多出一些离奇的细节，让人觉得很神秘，是非莫辨……

汪东兴说，那书的作者是掌握不少资料，他也到过我这里谈情况，可有些细节太“文学加工”，不真实。

“比如书中关于我的描写，细节就不真实，写我考虑问题时抽烟，还写我高兴就喝酒……你们是知道的，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不是今天才这样，而是几十年都如此啊。” 汪东兴还不无担忧地说，“现在有些书凭主观臆测，掺水太多，这个倾向不好。”接着他话锋一转，对我们说：“那些文学作品马马虎虎，影响、危害还会轻点，如果你们写党史，也掺那么多水分、有偏向，问题就严重了。你们说，对不对？”

这次拜访离别，汪老将他亲笔题字的《汪东兴日记》（1993年6月出版）赠给了我。

桑榆晚年热衷著述，生活充实别样精彩

为了拍摄方志敏的专题片，地方电视台进京采访汪东兴，我于1995年6月陪同前往再次拜见他。在未进入正式拍摄前，我有机会与汪东兴多聊了一阵子。他的住宅客厅宽敞整洁，陈设简单朴素，北墙一排书柜装满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西墙靠窗处挂一中堂，是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其书法笔走龙蛇，骨气雄浑，令人心胸激荡。

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是延安时期红军队伍中的老医护人员，她见我在这幅墨宝前驻足凝视良久，便告诉我说：1961年10月16日那天，秋高气爽，毛泽东兴致很高，除了给汪东兴同志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又写了老人家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名作《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我们在毛泽东的书法集中，见过这件墨宝的复印件，这幅书法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雄风遒劲，气势磅礴，石破天惊，排山倒海，气韵如虹。将这样珍贵的墨宝赠给汪东兴，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和厚爱。

汪东兴的书房在客厅的东侧，四周摆满高高的书柜，多是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每部书都有他手书的书名。偌大的写字台上，一盏古旧的台灯，几摞书籍、资料和文稿。每天他都要在这里伏案看书著述。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 姚湘娥笑着说：在中南海工作学习时，“他坐得住”。汪东兴告诉我们，那个时期他重点阅读了有关党史和毛泽东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回忆和思考相关问题，每当有了想法或理清了思路马上就动笔写下来……

他还说，他每天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大多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7点半后打台球活动身体约1小时，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就寝。他说，生活要有规律才好啊。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表达怀念之情。他赠我们的《汪东兴日记》就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而出版的。

岁月匆匆催人老。如今我也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了，可仍常常从进京拜访汪东兴的朋友们那里得知他的情况，都说年过九旬的汪东兴神智尚健，仍保多年来的习惯阅读书报、笔耕不辍。2009年11月，汪东兴让他的女儿汪小燕代表他参加在武汉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汪小燕告诉大家，他父亲身体健康，未改多年生活习惯，也很关心时政新闻，还常常看家人从互联网上下载下来的资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