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调不动中央一兵一卒：汪东兴出了大力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钱伯城，原题为：《回看“四人帮”覆亡之日》

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按：这次华、李、吴三人会议，十分重要，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对“四人帮”采取抓起来隔离审查的“上策”。二，行动的时间，“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为什么说华的决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华这次稍有迟疑，瞻前顾后，延误了时机，让“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抢先夺权，那后果还堪设想吗？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按：抓捕“四人帮”计划，在华国锋主持下，此时进入具体阶段。以华国锋为首，中央决策层已形成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共四人的领导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内，四人间频繁接触，商议安排多项具体问题。吴德之所以成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卫戍区第一政委。华国锋对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即有名的8341部队)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按：据上所记，10月4日下午至晚间，是抓捕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一切就绪，只待令下。策划这次行动的核心，这时集中到华国锋、吴德、汪东兴三人身上，他们肩负起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吴德的书没有纪事，想是在表面平静内部紧张的等待气氛中度过。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姚文元最后到，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按：据吴德所记，粉碎“四人帮”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这是邓复出前，吴德、陈锡联在李先念的提议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邓小平。邓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很好呵！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旨哉斯言，这是一位伟人对这次兼具智慧与勇气的果断行动发出的嘉奖令，奖到了点子上。

通过以上的摘录，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这段二十六天时间内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决议》中的那个“等”字，包含的什么人，应该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吴德回忆录不讳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经历：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时间，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邓，许久未能转过弯来；他主持首都百万人庆功大会，讲过“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他又是第一个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过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烟阁了。作者后人于后记说，本书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老实话若指真话，不易呵！(钱伯城/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