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四·最多投日将领竟出自他门下

前文提到的孙良诚，中原大战冯败时投靠国府，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抗战开始后，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所部万余，投汪精卫。抗日战争结束后，顺势投奔蒋介石。

冯的部将石友三，同样是三姓家奴。他背叛冯玉祥，投蒋又叛蒋、投张（张学良）又叛张，投日又抗日，骂声不绝。1938年，他又投共再叛共。1940年4月，石友三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后，遂转而投靠日军，做了可耻的汉奸。

张岚峰在中原大战后随孙连仲被蒋介石收编，其后曾参与到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中失败后，张岚峰对抗日的前途悲观失望，开始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庞炳勋也在中原大战中倒戈背冯投蒋。

抗战爆发后，庞炳勋也曾在台儿庄保卫战立下战功，但1943年，其所辖的24集团军遭到日军围攻，在汉奸孙殿英的劝说下，也公然投敌，任伪军24集团军总司令。

郝鹏举同样也是劣迹斑斑，他同西北军很多将领一样，在中原大战之后背冯投蒋。抗战爆发后，郝鹏举也投靠了日伪政权。

郑大章。在中原大战后投奔张学良。抗战爆发后，于1940年投敌叛国，任汪伪军委委员，中央警卫师长，汪伪中将，后升上将。

门致中，中原大战后背冯投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第九路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投靠日伪，担任过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晋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在西北军内部，同僚之间因发生龃龉而反目成仇、下级出卖上级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往往对频繁的跳槽站队毫无廉耻之心。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惯于跳槽寻找新靠山，放在谁的手里都不会安心，也难怪一向排挤杂牌的蒋介石对西北军格外的刁难了。

排在第二东北军的情况要比西北军好不少，1937年后东北军投靠日伪的将领，比西北军少很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张学良精心培养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中的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虽然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要求国民中央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却在抗战爆发不久后纷纷投敌。

这些少壮派军官有相当多的人曾参与到西安事变的兵变中，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其中以孙铭九最为出名。孙在西安事变前担任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在西安事变时执行了张学良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对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将领意见不一，发生了严重分歧，孙铭九期望以营救张学良的名义夺权，豪言要同国民政府刀兵相见，为此他还杀害了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人，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自此东北军再也没有一个能服众的主心骨，偌大的东北军犹如一盘散沙。由于捅的篓子太大，国共两党孙铭九都待不下去了，走投无路的他干脆投向日伪，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接着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在张学良的东北军这些少壮派中，投敌的还有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他投敌后也混了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位置。不过这些东北军的军官级别不高。在东北军中的投敌分子里，高级将领主要有前文提到的鲍文樾、胡毓坤、潘干丞等人。鲍文樾也曾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因西安事变被解职后，在抗战期间被汪伪政权拉拢，出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他辩称投敌是为了反蒋，为张学良报仇，但还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决。胡毓坤在抗战两年后对前途悲观失望，在鲍文樾的游说下投敌叛国。白凤翔在作战中负伤被俘，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

中央军投敌的的人数也有9人，在投敌的中央军将领里，主动投靠日伪的只有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及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其余周庆祥等5人都是随方先觉死守衡阳47天后不支投降的，其后不久就逃离日军控制返回国府，情况比较特殊。中央军将领仅占投敌将领总数的8%。

在各种原因下投敌的军事将领主要为地方“杂牌军”，中央军将领投降较多的只有衡阳一次。针对国民政府军策反的情况，1939年时任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投日的原因

投伪的高级军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私人投伪，另一种是率部投伪，还有一种是作战失利而投伪。为了照顾这些投敌的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颜面，日军往往以“保存对方脸面”的方式拉拢他们，避免他们背上汉奸的骂名。“曲线救国”这一旗号就是保存脸面的方式之一，“曲线救国”首先是张荫梧在1939年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正式提出的一个名词，但当时并不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张荫梧的日记本，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说，1940年8月，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简言之，曲线救国就是投伪反共，在名义上“暂时牺牲名誉”，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于是投降日伪以保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