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三·日本国民为何战败时仍支持侵略

引言：日本能发动非正义性的侵略战争，与其国内民众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日本人自己都不否认，在“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熏陶中，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在精神上与行动上跟军国主义站在一起，南京与新加坡沦陷时，日本老百姓高举太阳旗、高喊万岁、提灯游行、煮红豆饭庆祝的场景让看过照片的人都无法忘却。而这种捆绑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依旧不减削弱，面对连国内妇女都组织起来要用竹枪拼命的日本，美国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原子弹。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日本国民知道面临战败仍支持侵略呢？

极端教育将国民变成没有自我的国家侵略机器

日本国民全力支持侵略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愚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国民意识的扭曲发展。

在二战前，日本就长期通过学校教育、军队教育和社会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塑造军国主义国民意识。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通过《学制令》、《教育令》、《教育敕语》、《军人训诫》、《军人敕语》《教育敕语》“国民教化运动”等确立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在家庭、学校、社会、军队全面推行军国主义教育。

其核心就是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称为“万世一系”的神，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使国民对其绝对崇拜，绝对服从。而“日本是属于天皇的领土”，日本国民作为“天皇的臣民”，将为天皇而死作为最高道德，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价值。这样，使得日本国民完全失去了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和意识。这也是为何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后，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侵略没有任何怀疑。不容否认，自近代以来，效忠天皇是始终与军国主义和日本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这其中“尽忠”、“勤王”、“奉公”、“殉国”等具体道德规范的束缚，让日本人不折不扣成为抹杀自我的皇国人形兵器。

二战时，“尽忠”被确认为国民性格养成的第一要素。就是要以绝对的虔诚之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无条件”指“不问是非”和“信至无我”。“不问是非”谓“诚”；“信至无我”谓“心”。因此，“至诚”与“尽心”被确立为“尽忠教育”的基本规格，成为日本国民性格培养的根本目标。试图通过“尽忠教育”使全体国民的人格状态达到对天皇“至诚”与“尽心”的程度，最终形成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国家的信仰。

实践“尽忠教育”就要使国民达到对天皇“至诚一贯”，从而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这种觉悟是日本国民可以为天皇献身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源泉。在尽忠教育下，“杀害他人”这种“最大的恶”就置换成了“孝忠”天皇及天皇制国家的“最大的善”。“尽忠”塑造了当时日本国民现世的最强有效性原理：这就是日本国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皇”。

追溯日本尽忠教育的源头，始于楠木正成。楠木正成“尽忠报国”的形象，在近代日本不断被放大，除了靖国神社前面的铜制雕塑这种具体形式外，更为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其“尽忠事迹”进入了教材和小学课本之中，在每一个儿童心灵深处刻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他们长大后，楠木正成的“七生报国”成为日本军队的精神格言，尤其为神风特攻队所信奉。

当日本已经处于必然失败的局面之时，这种幻想仍然对日本军人尤其是年轻人充满了诱惑。1945年，尽管日本遭遇美国的大轰炸，六十五座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不怕死的日本人还是抱着为了天皇在本土决一死战的信仰不放。“国民信仰诸神直系相传，国民处于民族血统中心的天皇统治下，……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这就是“尽忠教育”酿造的命运悲剧。

“尽忠”的具体表现，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结合日本国情与时势后，被具体地认为：将“勤王精神”付诸实践应从“排外”开始。首先，不允许外国对日本有辱国体，滋扰国威的事情发生。其次，不允许污蔑眩惑日本国体的外教酿成对日本的深害，只能采纳外国的知识技巧，作为皇国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物，是日本回应西方冲击的一种“以守为攻”的姿势，憧憬的是“我国的大道有资格成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强国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那么，日本要到哪里去寻求这种勇气与力量呢？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这种动力。

“勤王教育”将虚构的神武天皇纪元神话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识，进而将“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转换成为一种期盼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植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将日本“凌驾于万邦之上”，使日本国民在面对世界格局变化时，形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为此就要培养国民具有一种抵御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将对天皇的忠诚及其义士之举，作为一种义务融于个人之中。

二战时期的日本教育，从幼儿园儿童开始，每日早课就要求团体遥拜宫城。让中小学生每天诵读《学生敕语》；在各个教室里，悬挂军神的照片，营造一种浓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学校文化氛围。把中小学校环境创设为国民炼成道场，多数学校都把原来的体育馆改成了武道场，进行武士的格斗、散打训练，学生们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挣扎起来，重新再战，以此锤打学生的意志品格，修炼下一代对侵略战争的“必胜的信心”和“坚忍持久的精神”。

“尽忠”的另一个表现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语》中日本就公开将“奉公”作为皇国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战中“灭私奉公”成为一句最响亮的教育口号，中小学教材中充斥着“奉公”课文。即以至诚的态度，通过勤劳收获五谷，节度生活，贮蓄财物，最终将财富让给子孙，让给邻居，并无私地献给社会和国家。换言之，奉公行为就是灭私行为，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战中，“奉公教育”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显学，强制全体国民通过教育现场进行“人体实验”。在这种场合中，“公”仅仅意味着天皇和国家，形成皇国民一种“灭私”的自虐心理倾向。经过“奉公教育”的日本国民，自觉抹杀了自我。

“尽忠”的终极表现形式是“殉国”，是指为国家利益自愿献出生命。在日本“殉国”被视为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得到赞扬和传颂。在二战期间，日本将“殉国精神”作为日本国民性格中一个极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将其纳入常态化教育，宣扬至极致。军国主义教育将战争常态化，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态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殉国精神”教育也就随之得以常态化。

自“尽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国”，在二战时期，这条道德完善之路对日本国民来说就意味着勇敢地投身于战争，不必去追问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没有什么比为国捐驱更有意义，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换来纯粹的永生，这就是“殉国教育”的精神内核，是日本生死观的一种结晶。通过这种“殉国精神”教育，焕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冲动，散发出来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气。

正是这种以生命冲动焕发的英雄主义，使无数日本军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将自己直接捆绑于军国主义战车上。

军国主义教育将天皇意志内化为日本国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酿造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天皇圣战”而捐驱的生命冲动，从而将投身侵略战争的动力植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土壤之中。这就是直到战败，日本国民依旧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军国主义控制的媒体为全民军国主义化推波助澜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日本的媒体已经不像明治维新时期那样百花齐放了，而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发声筒和宣传员，从而与军国主义者合谋，将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媒体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军队蓄意挑衅日本在东北地区核心利益的议题，误导国民形成“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支那的不正当行为侵犯了帝国在历史上形成的正当权益，关东军予以反击的行为是的正当行为”的共识，从而促成日本国民坚定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在社会上形成了战争的狂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分子又操纵媒体将议题转向对抗欧美，鼓吹“将亚洲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类似的论调成为推动国民积极投入战争的助推剂。大众传播实践表明，如果受众对某项议题或事件在直观上缺乏丰富的经验，那么他们对该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发展和事态的演变可以看出，由于日本媒体在战争时期竭力渲染对外强硬论，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战争的舆论气候笼罩整个日本，达成了军国主义者实现舆论动员的目标。

当盟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日军连扫失败陷入窘境时。日本军部需要补充更多的士兵，不惜将目标指向国内未成年的中学生。其操纵的媒体于是在宣传方针上与军方保持高度一致，选择以青少年为受众目标的《写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军阶升迁、美好前途为诱惑，鼓动青少年为了实现国家与全体国民期待应踊跃参军。这鼓动措使军国主义征兵动员工作顺利开展，“大多数人怀着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圣战’中捐躯是国民莫大荣耀的信念被送往战场”。以海军招募少年入伍为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录用人数逐年攀升，截止1944年（昭和19年）达到了顶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长了20倍。

到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突破了日军所谓的“绝对国防圈”。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组织“全民总决战”顽抗到底，并操纵媒体进行决战宣传，称唤起“蕴藏在一亿国民当中的忠诚”，“在战争中发挥一亿协力的大和魂，通过总崛起迎击敌人来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不甘心坐以待毙，寄希望于与美军进行本土决战。临时国会特别会议动员全体国民迎接最后的战斗。同日，裕仁天皇发表诏书，号令国民“粉碎敌国野心，达成战争目的”。为此，军国主义控制下的媒体连日发起了感谢天皇的仁慈，号召国民以死效忠的舆论造势，到7月中旬，进一步发展为“护持国体”的宣传运动。舆论动员的力量使日本民众仍寄希望于最后的胜利，“神州不灭”、“以死效忠天皇”的理念成为日本民众继续战争的动力。战争期间，军国主义当局在媒体“战争协力”的积极配合下，通过舆论动员实现了对国民的精神强效果控制，导致广大民众被牢牢地拴在法西斯的战车之上，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

日本国民当中，确实有被强制参战的人，但还有很多人是本着自发的意志充分相信这场战争，这正是军国主义体制的恐怖所在。

在军国主义的操纵下，媒体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导向的功能来统一国民的意志，从而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合力，“为了扩大和推进战争，自觉地起到了积极煽动民众的作用”。由于媒体的积极配合，舆论动员作为军国主义总体战的重要一环，成为“支撑帝国国内好战”的“爱国主义”的重要力量，而这股力量在突然之间就吞噬了日本社会。

军国主义编造种种貌似正义借口蛊惑日本国民

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德川幕府时，日本就有学者对本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提出了许多扩张理论，比如当时的“海外雄飞论”。只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实力不足，社会和经济条件都不够成熟才未能实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者在以前的扩张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实地的勘探和考察，提出了新的侵略扩张理论，比如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理论，为日本对外扩张制定了基本理论。松冈洋右在“九一八事变”后称，“无满蒙即无日本的生命线”。就是将中国东北视为确保民族的生存而开拓、夺占的新领土和资源，这在当时的日本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这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心理，是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原因。但在对日本国民的战争发动和宣传上，军国主义者并不是赤裸裸的宣传战争，而是以民族的生存利益为借口，诱使民众参加战争，取得了相当成功。

此后，通过侵略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土地和经济利益，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实力的发展。日本民众尝到了甜头，也大大刺激了继续扩张的欲望。由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作祟，日本民众在尝到甜头的同时，只顾得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顾给其他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到二战期间，日本为减少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内国际舆论压力和，又提出了许多貌似有理的借口，这些借口欺骗性很强，对于蛊惑日本国民也有很明显的效果。

一是以参与其他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战争为由，宣扬战争的“正义性”。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大大宣传战，散布俄国行将占领“满洲”，为了阻止它逼近日本的“威胁”，日本不得已出兵中国对俄开战的消息。侵华战争的爆发，也是日本以阻止苏联“赤色威胁”为借口出兵中国，行侵占中国之实。在亚洲地区，日本以“从白人统治下解放亚洲”为名，推行实为侵略扩张的大亚洲主义，把侵略亚洲国家的“大东亚战争”称为“圣战”。二战期间日军中有一首歌曲唱道：“为了东洋和平，不惜牺牲生命。”在这些借口的欺骗下，广大日军军人和日本民众还以为日本所推行的战争“是保卫亚洲和平的正义战争”，自己参与其中是光荣的。

二是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为由，把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战争。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强调要“共存共荣”，这一口号在亚洲和日本国内民众中也颇具诱惑力。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利用这些口号和舆论，使其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合理化与合法化，因此对内称是为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对外则称是为了“亚洲的利益”、“为了东洋人的利益”，是在“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日本通过之前长时间的教育养成的日本国民性格是在日本化过程中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产物。在追寻民族本源的过程中，产生了自诩优等民族的心理，并诱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存有民族自豪感，这不但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稍稍往前迈出一步，在与他族的类比中自诩优等，就构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背弃了明治维新初期的民主民权思想。近代日本在重振“皇基”的国体重构中，从承袭种族血脉的角度，将民族主义合理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以家族主义和日本神道为基础，创造了天皇制“传统”；以天皇号令天下，培养“忠君爱国”的皇国民。

近代日本以“文明开化”为初衷的文化启蒙之路，没有致力于教育和培养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国民，也没能将日本引上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道路；而是基于拓殖思想，沿着日本武士道传统文化的历史轨迹，致力于教育和培养无怨无悔地为天皇和国家牺牲的皇国民。

近代日本民族启蒙教育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融合西方列强的殖民思想和日本本土的武士道精神，引导日本人从追求民族强盛的合理初衷出发，走上了以武力强国，以开拓殖民地寻求民族发展的错误轨道。也将民族启蒙教育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教育。致使二战时的日本民族教育成为一种文化强权与价值灌输的有效工具，期制造出来的日本国民，也只能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直到战败依旧支持侵略的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