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二·蒋介石为何刚胜利就拿下爱国将领龙云

1935年，蒋介石指挥围堵红军亲临云南，陈布雷回忆：“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龙云也对蒋介石表现出相当的支持，在阻截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爆发等攸关蒋介石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都站在蒋一边。

那么，为什么到了抗战胜利，蒋介石就急着对既对抗战有重大贡献，又曾是自己在西南视为倚靠的龙云下手呢？

抗战龙云坚持云南独立地位惹蒋介石斥其为“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蒋龙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随着战争的进程，中国军队在沿海一再失利，国民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将政治军事重心大西南转移，地处大后方的云南，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龙云一方面下令滇军出滇，参加抗战，并在省内动员，支持抗战；但在另一方面，出于控制地方实权的地方实力派本能，龙云又坚持保证云南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力阻中央力量进入云南，不愿意让渡自己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的实利。

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退入四川并借助刘湘病死的机会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而得以基本控制该省之后，力图进一步控制云南，奠定更稳固的大后方基础。

于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龙云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而充满矛盾。一方面，双方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上下级关系，彼此尊重，龙云还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统辖云南军政大权；但另一方面，双方又互有戒心，各有想法，尤其是在处理有关云南实际利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问题的本质就是，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而这在抗战爆发后试图建立统一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大后方的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于是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

双方的激斗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云南境内自行通行滇币，甚至到1941年，中央的法币在此仍不通行。随着大西南成为全国的大后方，大批东南地区的企业迁往该地。蒋介石觉此时是中央的经济力量进入云南的最佳时机。而龙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深知经济是维持其在云南统治的基础，“没有钱，军费无着，地方政权和军队就无法维持”。因此，在中央财政进入云南之前，龙云将原属省财政厅控制的数万两黄金及大量债券、外汇、美钞等资产转入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名下。“而在云南边境上的对外贸易，更是利用其所控制的外贸通道，擅自出口大批生丝、茶叶、桐油及各式皮毛，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垄断锡的出口；同时还要向各省来往货物征收过路费”。

中央政府自然不肯默认，与云南地方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双方在重庆谈判，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协定由双方派出代表组成联合办事处主管出口物资。中央政府每年补贴给云南160万元作为补偿。对于四大银行的渗透，龙云壁垒更严，“连财大气粗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打算1938年11月在昆明开业的计划，都因为龙云政权设置重重障碍而被迫于12月收锣罢兵，将人员撤往香港”。这种种经济斗争加深了中央和云南在经济上的矛盾，双方在政治上的矛盾越发激化。

在军事上，龙云虽然派出滇军走上抗日前线，但“对中央军入滇藉词推托延后”，想尽一切借口，最终和广西一样，阻止中央军进入本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日军进攻滇西，云南由抗战后方而成为前线，龙云再也无法阻碍中央军入滇，而事实上，面对日军，他更希望能借助中央军保住云南。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到1942年，进驻云南的中央军已达10多个军。1943年和1944年，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相继在昆明成立，数十万精锐部队云集云南。最初为关麟征部和杜聿明部，后来宋希濂部等也成功进驻此地。与之相比，云南地方的武装主力，六十军和五十八军都已调出云南在前线抗日。龙云虽然作为全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但也自知自己不但指挥不动中央军，还得时刻面临被中央军吞并的危险。于是，龙云置地方不得建正规军的命令于不顾，自主扩充8个步兵旅，以其亲信子侄为最高长官，以此来抗衡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军事上的矛盾也加剧双方政治上的矛盾。

在地方政权阻止上，双方也激烈争斗。为了瓦解但龙云在云南根深蒂固的势力，蒋介石想出在昆明成立干训团的策略，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图训练干部，趁机架空龙云。而针锋相对，为了对抗蒋介石，龙云在1938年改组云南省政府，全部以亲龙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充任省政府委员，蒋介石中央只能加委任之名，却不能调动。“对于省政府以下的官员任命调动，蒋同样不能干预”。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国民党中央权力与龙云地方势力斗争的一个方面。

也正因为龙云始终为了保证地方实力派的独立性，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展开各种针锋相对的争斗，使得蒋介石将龙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自抗战中期开始，在蒋介石日记中就充斥着对龙的不满和指斥，甚至是辱骂。如指责龙“狭鄙陋，夜郎自大”甚至以轻蔑的口气称呼出身彝族的龙云为“猡”“猡猡”，称对其“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必不呈〔逞〕也”。

大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已经有了彻底解决云南问题的想法。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比较集中地谈到对云南问题的处置，当年工作要点中有“川滇旧有部队使之统一改编”，“川康滇切实统一”，“统一川滇工作”的计划安排；有“对龙之研究与处理方针”；有“川滇统一计划之研究”；有“注意统一川滇之时机与先后次序”；有“非巩固川滇以后，不能言恢复东北与一切失地，此为抗战惟一之基本政策”；有“川滇康统一政策之决定”；有“云南问题之检讨”。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的急迫心情于此表露无遗。1942年6月蒋介石记载，“云南龙云态度跋扈，殊堪深虑，当切实处理也”；1944年，又将“统一滇省军政”列入当年的大事计划中。

1941年，昆明防守司令部成立，中央军进驻昆明，蒋介石认为“年来统一川康滇之计划到此方得实现”。在准备对日反攻作战的同时，也使蒋介石有了解决云南问题的底气，自认为“央军队在滇已能镇压一切，彼狡猾之猡决不敢明白叛变，故仍应坚忍待时也。”但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地知道龙云属下有2个军6个师及杂项部队近10万人的兵力，还需要考虑其他有关各方的政治反应，处置并非易事，颇令蒋介石“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