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崇祯之死”究竟是“自缢”还是“殉国”

但换个角度来看，崇祯殉国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明朝的灭亡以及后来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扬崇祯的殉国之壮烈，势必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狱案的发生便往往因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当下的内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饰、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严惩。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顺治、康熙等人，尽管一再表露出对明朝皇帝的尊敬，并加以祭祀，但并没有放松对民间开展此类活动的控制。从清朝官方的立场看，崇祯“自缢”仅是用来形容崇祯皇帝死亡的方式，并没有过分突出他“殉国”的重要内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通过崇祯自缢一事，将汉人的仇恨转移到李自成身上，进而宣布清军入关的合理性，为清朝建立提供足够的依据。总之，有清一代对崇祯“殉国”的褒扬，多是停留在私下层面，官方虽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并不那么积极。

到了民国年间，崇祯自缢一事重新受到关注，其意义也获得了进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严峻，崇祯“殉国”所体现的坚毅、不惧等因素，成为战时宣传的必备条件。这从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能够明显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祯“殉国”之所以被凸显，或许还应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晚清之时，孙中山等人为推翻清朝的统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反对元朝时喊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的矛盾，在清末之时被重新构造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灭亡之后，自杀殉清者并无多少，根本无法和明亡后出现的“自杀比赛”现象相提并论。这或许与满汉矛盾之下，人们对清朝的认同不够深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回到抗战年间所立的两座崇祯纪念碑，虽然它们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于清朝，后者还曾中过清朝的进士，准确来说应该算是清朝遗民，但他们显然没有多么浓厚的遗民情结。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已经毫不避讳地大加赞扬崇祯“殉国”一事，而不必顾忌其中言语是否会触碰到前清的立场。这既是时过境迁造成的结果，也与明、清两朝灭亡之后截然相异的氛围有密切关系。

正如纠结于是“自缢”还是“殉国”一样，崇祯死后的谥号也长时间内没有定论。多尔衮加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顺治时期则改称为“庄烈愍皇帝”，同样也有人因崇祯之陵为“思陵”而称其为“思宗”，由此更见崇祯本身的复杂色彩。以清朝官方对崇祯的通称“愍帝”来说，《谥法》的解释是：“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应该说，“愍”字准确概括和总结了崇祯一生。前人曾作诗说：“景山无好景，思宗却可思”。却不曾想，当众口纷纷说崇祯时，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这位昔日皇帝的忧患哀怜？当人们匆匆走过那棵古槐时，又是否注意过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