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个连血战2000日军缴获战马大米 卫立煌叹服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杯。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

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朱德得此信息，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再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夏天到了，朱德还安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后来，卫立煌撰写了多篇文章，盛赞祖国建设的可喜成就，并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9年冬季，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