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应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但知青对国家贡献要肯定

人生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艰难，无论是当年的知青一代，还是现时生活中被家庭宠爱的孩子们都会经历到。

一千七百万知青中，有的人为上山下乡付出了青春和生命，那些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献出生命的知青伙伴；那些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过早嫁人的女知青们；那些因成家或在当地招工迟迟未能返城的知青们；那些因伤痛或无缘求学深造知青们；那些返城后无专长又过早下岗的知青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有过下乡去东北呼伦贝尔九年知青岁月，那里1968年属内蒙古，1969年后划归黑龙江。我档案袋里曾有“文革”中父母单位军代表装进的许多莫须有的不实之言，所以我只能只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九年插队当中我当过三年生产队长，将那里建成远近有名的富裕队，1976年我领导的生产队，每天的分值三元多钱，一年一个劳动力分1000多元，而且只靠种地产粮。凭努力1976年3月我在农村入党。1977年7月我以困退为由返回北京，临行前，全村老小将我送到村口。

我无意在这自我表扬，象我这样的知青也为数不少。我想说即便在艰难困苦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有时也事在人为。即便不上山下乡，也不是所有的人就会人生一帆风顺，即便从小就养尊处优留学英美，个人不努力也未必能够成才。而曾在苦难中收获历练成大器者却不乏其人。史铁生不上山下乡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不上山下乡写不出《今夜有暴风雪》、叶辛不上山下乡写不出《蹉跎岁月》。反之，曹雪芹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红楼梦》，罗贯中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三国演义》。

由此可见上山下乡锤炼铸就了一批人，但是不上山下乡也会造就人才。一般规律来说，困难挫折会成就积极向上的人，一帆风顺碌碌无为者也不少见，大浪淘沙因人而异。将社会精英成功归于知青经历，过于牵强，但也不无关系。将弱势群体困难归于知青经历，事在人为，也并非必然。因此，将个人命运简单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相联系未必客观，这里也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将真实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当被否定。但否定那场运动同时，不应该否定1700万知青们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青春奉献。如同我们否定晚清王朝丧权辱国，却要肯定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如同我们批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却要肯定邓世昌等爱国军人血染海疆。而这个逻辑调换位置也是一样，不能因为知青们在上山下乡中感天动地的事迹，就推理说那场错误的运动是正确的，反之也是一样。

片面或绝对的结论，不仅对知青们的历史不公平，也是对帮助过知青的当地干部、群众不公平。知青上山下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地域不同、经历不同、知青素质不同、受教育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必然有许多的差异。应该尊重知青们对各自上山下乡的不同感受，在“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这个前提虚假的辩题中，不应该用简单“肯定”或“否定”强加于人，“无悔”自有血色浪漫的光荣历程，“有悔”自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元社会何必强求，多些包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要抛弃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认识论。笔者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违背历史进步和人的主观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加以肯定。

一千七百万知青“文革”中上山下乡已过去四十余年，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知青岁月仅是我们人生中一小部分，即便我插了九年队，也只是我事业经历的五分之一，坦率的说，虽然当年历尽艰辛，付出辛劳，我还是很怀念留住我青春的难忘知青岁月，怀念草莽关东的黑土地风情，怀念蓝色的蒙古高原美丽博大，怀念那里纯朴的人民和善待我们的基层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