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1943年开始已经被列为美国核打击首要目标

正如广岛核爆后，杜鲁门在广播讲话中所言，二战期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原子弹研发竞争，确实源于德国。1938年1月，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菲里茨·舒特拉斯曼首次取得了铀235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论文发表后，举世震惊。彼时战祸未起，欧洲还是“太平盛世”，故该成果才能为世所知。

最受震动的是美国。当时美国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德国逃亡而至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首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希特勒很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原子弹的研发。于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德国先行造出核弹的话，势必会称霸世界，因此务须先发制人，“这种炸弹如果用船运，假如在港湾爆炸的话，一发就足以让港湾和周边的部分设施毁灭”。爱因斯坦写这封信是1939年8月，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随即下达了原子弹研发的指令，同时批准了6000万美元的预算——此即后来所谓“曼哈顿计划”的雏形。至1942年9月，美国为开发计划共投入了逾50万人和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在国内相关各州和加拿大建设了数万英亩的研究、实验和制造设施。作为民主国家，可以说破例构筑了旨在赶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核弹的“举国体制”。

与美国相比，在核裂变现象的发现和实验阶段，德国虽一度领先，但在核弹研发过程中，却丧失了先机。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排犹政策，“恨屋及乌”，觉得“原子物理学是犹太人的科学”，而“美国作为犹太人统治的国家，没啥了不起”。大概是早年失意的小布尔乔亚艺青经历使然，希特勒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全无体察，认为两年后才有可能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无非是“明天的兵器”，远水不解近渴，而他迫切需要的是导弹等“今天的兵器”。尽管有施佩尔等人拼死谏言，却终未得到希特勒的理解和支持——德国事实上放弃了核弹的研发。而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日本统治集团却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陆军和海军方面均做了相应部署，设定了战略目标，铺设了研发体制，其主导者就是仁科芳雄。

不过，与美国不惜以“举国体制”打造的“曼哈顿计划”相比，德国在原子弹研发上的投入少得可怜——全部加起来只有约100名科学家和1000万美元。日本又如何呢？约翰·道尔认为：“与美国所投入的研发经费进行准确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与美国研发计划的规模之差到底有多大，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粗略地以战时1美元兑4日元的汇率来估算的话，曼哈顿计划所投入的20亿美元应该是日本的3000倍以上。”

3000倍，是什么概念？何况这还只是研发资金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人力和物资要素的话，两国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战后，透过曾参与战时原子弹研发工作的科学家所写的一些回忆文字，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的窘况。如加热实验必须使用砂糖。因砂糖在当时是珍贵的战略物资，属于珍稀奢侈品，陆军方面迟迟不予配给。彼时在“理研”负责六氟化铀制造实验的一位名叫木越邦彦的年轻研究员实在等不及，不得不回家，从自家的厨房“监守自盗”，偷偷带回实验室，乃至遭到母亲的训斥。事实上，虽然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焦虑感，锐意敦促原子弹的研发，但绝大多数日本科学家却认为不仅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不可能在战争期间完成实弹的研发和制造。甚至连研发活动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观。

战后，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也对战时日本原子弹制造研发的失败多有反思，但这种反思基本上不是围绕原子弹研发本身之罪错的道义原则问题，而是针对何以美英等民主国家能调动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和资源，应对在当时看来不啻为天方夜谭的大规模原子弹制造研发工程，反而是帝国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却失败了，缘何如此的“历史教训”的检讨。1953年，曾负责铀矿探索的原陆军技术军官山本洋一发表长篇回忆，严厉批判对原子弹研发工作的负组织、主导之责的仁科芳雄等民间科学家，“只重视纯科学，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则缺乏理解”。

毋庸置疑，在美日原子弹研发竞争中，日本远远落在了后面。确切地说，与美国倾其国力、志在必造的“正经”研发活动相比，日本充其量停留在研究的水平，尚未进入研制阶段。但对这一点，日本直至“被爆”的一刻，似乎并不知情。

历史往往相当吊诡。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总统一声令下，“曼哈顿计划”悄然启动，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几个特定的实验室和基地——美国原子弹研发事业正式起跑。翌日，珍珠港便遭日本“奇袭”，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之耻，对美国核打击目标的确立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此时，美国的敌人还有纳粹德国——德国将携其理论原创的原子弹对美制造第二个“珍珠港事件”，成了美国的梦魇和推动原子弹研发的动力。

经过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竞跑，至1943年5月，美原子弹研制终于有了眉目。一般人会以为，当时美国还在跟德国打仗，原子弹的首要目标是纳粹德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