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十九·七七事变前华北变成29军独立王国

双方的政见之争也越发激烈。据萧振瀛回忆，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壁、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诬蔑攻击。”

宋哲元的态度一天天转向亲日反蒋。

如果说萧振瀛是当事人，证词未必尽是事实的话，当时身在北平，以医术闻名而专为高层治病的日籍医师矢原谦吉也记载，宋哲元的心腹幕僚常小川、郑道儒等人也“屡于宋明轩前，讽其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

而萧振瀛作为29军的对外联络人，特别是与南京政府联络的第一中间人，是持坚定的“拥蒋抗日”态度的。

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宋萧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萧振瀛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一次萧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

次日，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则说：“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萧振瀛毫不犹豫以辞职抵制，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哲元没有马上撕破，而是退了一步：“何如是言，容再议。”

真正形成考验的还是在1936年6月。

如之前的《重读抗战》所写，在明打着“反蒋抗日”口号闹出一出联日反蒋的两广军阀搞出“两广事变”，实则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与各地方实力派都有联系。宋哲元也不例外。

萧振瀛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可谓图穷匕见。

萧振瀛强烈反对，称“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里话说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萧振灜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

双方既然已经摊牌，合作也就无法维持，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

1936年6月17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但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前，还是办了一件对29军和宋哲元影响深远的事。

两广事变起，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商定后，由何其巩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通电中立。蒋介石接电报后电询萧振瀛，萧振瀛闻讯后安排阻止了韩复榘、两广的代表与宋哲元的会晤。阻止了宋哲元参与两广联日倒蒋的谋划。

随后萧振瀛不得不离开华北，随后出国考察。

内部分裂，驱逐了主张拥蒋抗日的萧振瀛后，宋哲元还明确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宋哲元在就职时发表书面谈话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在倾向上倒向亲日的去向更加明显，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下，29军迎来了七七事变。

与国民党各个地方实力派一样，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在纷乱局势中确保生存和发言权，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难题。宋哲元与深处西南边陲的龙云、刘湘等不同，处于日本侵华的第一线华北，而且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地位十分不稳。可以说，是日蒋矛盾将宋哲元推上了对日交涉前沿的位置。华北事变时宋哲元一改宣扬抗日的强硬态度，主政冀察，“这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争取生存和自保的行为，与日本的侵略阴谋无关”，他“只是想利用日蒋矛盾以自保”，当主政冀察，成为日本“现地交涉”的直接对象后，宋哲元在对日处置中仍然要面对日、蒋、己三角关系。

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宋哲元有两种制约，一是中央对日政策的制约，二是对地方实力派政策的制约。如此，使宋哲元的对日处置夹杂了内外两重因素，充满了复杂性，有时甚至扑朔迷离，一段时期内表现得相当暖昧，甚至有亲日的选择。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至长城抗战后日中关系之间战和不定的“暖昧不明”的特殊状态决定的。

依靠“以日压蒋”和“倚蒋扛日”，宋哲元29军在华北建立并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但也正因此，地方实力派以自身利益为先的定位也影响了他们在七七事变中的应对。这在我们后面分析七七事变时的29军表现时将重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