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弟”无偿向国家捐献了多少价值连城的文物？

但凡走进溥任所居住的旧式小院，就能见到墙边搁着不少大小不一的普通石头。如果走进他并不宽敞的北房居室，又会看到充斥各类清史古籍的间隙居然也摆放着各式石头。溥任丝毫不睬各种非议，而奇特的癖好多年未改。

皇弟的书法成了绝版。京西妙峰山的“金顶妙峰山”、天津望海寺大悲院以及什刹海畔“会贤堂”等京津不少景点，无不留下了溥任的书法墨宝，连古籍《古代圣贤教子篇》，也诚邀他题写书名。对于老北京的传统文化，他一向酷爱且支持。譬如，一部记述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书籍——《胡同春秋》，由文史出版社出版之前，西城政协文史委的一位同志抱着侥幸心理找到溥任，他看后，认为记述客观，便毫不犹豫地当场题写了书名，又亲自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

暮年的溥任用其书画作品所筹善款建立了“友之奖学金”，以资助少数民族学校的贫困子女。每当有人询问起此类善事，溥任总是毫不掩饰内心的欣喜，点头称是。

普通居民“任四爷”

“任四爷”——这是附近街坊乃至京城人，对于溥任的一种亲切称呼。

多年来，溥任始终居住在京城一幢古老的旧宅，毗邻什刹海。虽然小院分为两进院落，院门的门楼却因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简陋，甚至迈进院内便会看到荒芜的衰草。前几年，一位初识的友人夫妇前去做客，觉得实在看不过眼，便热情资助修葺了这座旧门楼。

时常可以见到一位面相和善的老人，在保姆陪伴下缓步徜徉什刹海，平和地久久凝视着眼前池中的残荷。

无论从衣着打扮还是日常生活，丝毫看不出溥任跟邻里街坊的任何区别。他性格内敛，平常跟附近居民交往不算太多，但同住一个胡同生活的百姓，见面短不了彼此打招呼，从没人把他看做与众不同的“皇族”。一个厚道的老实人——这是街道邻里公认的。

即使在夫妻关系上，溥任也十分礼让贤内助。其妻金瑜庭是原清末内务府大臣世续的孙女，遗憾的是1971年不幸病逝，这使溥任一度异常孤独。1975年，一位年过五旬却仍然独身的文雅女子张茂滢，与他喜结良缘。实际两家堪称世交——张茂滢之父乃天津著名收藏家张叔诚，其祖父张翼是光绪年间工部侍郎，清末时曾随溥任之父载沣以参赞大臣身份出使德国。婚后，夫妻二人琴瑟和睦，共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恩爱时光。

亲历社会巨变的溥任，对于皇族的演化，看得很透。他常说，人不能落伍，要跟上社会的变化。日常，他喜欢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出门买菜、买报纸，过着跟普通街坊毫无两样的普通生活。

毋庸讳言，溥任及其子女都成了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他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说实话，甭看我们是皇族，可我这一家人从来不靠吃‘祖宗饭’，这是全家人感到最光荣的！”在父亲溥任多年教诲下，长子金毓嶂努力工作，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佼佼者。

暮年“皇弟”的简朴生活

说起来，也许人们难以置信。多年来，溥任虽然陆续向国博、北京文史馆、承德博物馆等部门捐献过清朝历代画像、康熙皇帝御题古砚以及溥仪书法作品等珍贵文物，累计至少在上千件以上，倘若挑出其中任何一件放到拍卖会上，都足以价值连城。但他拿定主意，全部无偿捐献国家。

溥任和二哥溥杰一样，生活极为简朴，每逢参加文史馆的活动时，他大多不坐汽车，短途总是骑自行车，而远途则乘坐公共汽车。在溥任看来，平平常常才是生活。实际上，这对于一位自幼钟鸣鼎食的皇弟来说，自是不同寻常的一种人生修炼。

年过九旬的溥任渐渐失聪，但他仍然坚持读报学习。开始，他借助于妻子张茂滢充当临时“翻译”与来访者交流，到后来，妻子即使俯耳大声说话，他也听不清了，便索性用笔写纸条跟前来的宾客交流。笔谈之际，“皇弟”书写的楷书，依然是那么工整、一丝不苟。随着年龄增长，溥任的视力又差多了，想来想去，家人琢磨出一个办法，在屋内挂起一块不大的小黑板，或许是当过教师喜欢使用粉笔的老习惯吧。

每当夕阳西下，溥任大多由保姆陪同走出院门，信马由缰地在京城散步，这成了老人一个多年不改的习惯。他把这称做“遛弯儿”，有时从西口走出蓑衣胡同，随意溜达到西边不远的什刹海，绕上半圈儿，有时不经意地转悠到西皇城根。他的家人笑着对我说，老爷子在那儿看到明清残留下的断壁残垣，望着新建立起来的皇城根街头公园，左瞧瞧、右望望，像一个小孩儿似地兴趣盎然，甚至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还一个劲儿地抱怨颠颠儿“跟包”的保姆，怎么早不带我来呀？

才过一会儿，他又猛然站起身来，戴着老花镜仔细端详起几百年前的城砖。接着，继续徜徉在苍松翠柏之间，不肯坐下歇一会儿。也有时，他一时兴起，竟然能围着古老的钟鼓楼，连续转上几个小时，直到把身边陪伴的保姆累得走不动路了，他却仍不肯歇脚，依然不管不顾地向前慢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