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明学的是公法学，这不会给他在现实中谋得任何经济利益。一位朋友回忆说，程春明有时候自己感慨，他时常觉得自己回国多年了，却仍然是那个在法国留学的穷学生。一位程春明的同事对他最直接的印象是，“非常穷”，这和程春明在学生印象中的“浪漫”和“小资情调”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名同事说，程春明喜欢抽烟，正常情况下也要一天一包。为了控制自己的吸烟量，他常常吸到一半就把烟掐了。但他实在抽不起什么好烟，所以能抓到什么就是什么。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家属院新建了一批房子，有三居和四居，一套150平方米房子的价格大约40万元，比如一名留校10年的老师，工龄能够抵掉30万元，只用出10万元买这套房子。程春明那时才回国3年多，教龄不太管用，他很想买房子，但实在凑不出钱来，就没买。“学生们老说他的花格子裤子，在我印象中他总共就没有几身衣服，一条花格子裤，一条皮裤，一条西裤，其实是个不太讲究的人。”

程春明倒并不排斥体制，他是缺乏适应这套体制的能力。他试图去接纳过它，“官学相通”是程春明渴望的境界，但跟学校里的一些老江湖比起来，他稚嫩多了。程春明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说，政法大学每个学期末都要发教师评价卡，让学生评分，其实没人把这个卡当回事，老师们都知道这就是个形式，学生们也大多是在应付，“只有程老师总是特别认真地嘱咐学生，‘你们千万不要乱填啊，我对大家还是很负责任的’”。

“科研处副处长”的职位对程春明来说，并不像他自己后来说起的那样不屑，相反，行政职务上需要的应酬和交际，让这位刚刚回国的年轻人的失落感一扫而光了。他甚至有点意气风发。只是程春明的个性并不适合这样的行政职务。他的一名学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一次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高校交流报告会上，作为客人的一位报告人向中国政法大学大唱赞歌时，被时任副处长的程春明打断了。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副处长一点不留情面地质问那名报告人，“这位头衔怪异的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貌似有理，但不过是投我校之所好，不知道您去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又当如何兜售您的成果？我们当然了解自身的实力所在，可在实质的差距面前何必要自欺欺人呢……”这让主持会议的校长很难堪，厉声将其喝止。过了片刻，程春明再次举手发言:“您刚才也看到了，一位校长能够当堂打断一位教授的发言，请问您，这是一流大学应有的作风么？”

程春明的缺乏心机，让他在行政职务上止步于“副处长”，也让他的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程春明是在官场上不如意，才转而往学问方面努力的。”程春明的一名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政法大学刚开始评教授是极为谨慎的，一年也就只评三四名，教授资格是非常稀罕的。整个政法大学的在职老师共300多名，但从2000年以后，进入了快速扩张期，现在已经有将近200名教授了。2002年后政法大学大规模地增加教师，程春明1999年进来时，也与这种大趋势相关。他一到来就是副教授待遇，在转正上面，却一直延宕。既是因为他的课题和论文成果太少了，也是因为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在人事关系上的处境。

程春明的一名好友说，程春明评职称走的是行政岗这条路子，他在2006年获得了研究员的职称，但这是行政系统的高级职称，既然要在教职系统里做事，戴着个研究员的头衔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程春明数次提出过教授职位的申请，却始终没有在政法大学通过。

被中断的人生

程春明是个容易伤感的人，他在事业上遭受打击后，特别需要一个心灵的伙伴。他跟现在的妻子杨寒就结识于这样的“逆境”中。

杨寒是中国政法大学95级学生，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成绩非常优秀，硕士和博士专业是刑事诉讼法，是著名法学家卞建林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英语非常好，担任过很多学术项目的翻译，也跟随项目出访过几个国家。

杨寒在感情方面的经历却一直不顺利。她算是95级学生里“大一”就开始谈恋爱的极少数，但其间波折种种，跟她熟识的人说起来会非常感慨，用上极端的形容词，诸如“红颜薄命”、“历经创伤”之类。杨寒2005年博士毕业，本来想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成功，去了另一所大学。

杨寒在校期间与程春明并不熟，据朋友回忆，是2006年回政法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以后，跟程春明的关系才密切起来。那时候，杨寒刚刚从一段不幸福的感情中挣扎出来，程春明也是离婚后的单身状态。

“有一回，遭受职称评定打击的程春明心灰意冷，就给刚认识不久的杨寒打电话，说一起出来散散步。”程春明的几名学生在程家做客时，曾追问过二人的恋爱过程，一名学生回忆，“当时外面下着大雨，两人据说撑着伞走了一个晚上，据说杨寒的鞋都走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两个人的感情刚开始也很难公开，杨寒身边的朋友，有一些并不喜欢程春明，觉得他太出位。而且两个人看起来实在不般配，程春明比杨寒大了将近一轮，各方面条件比较，杨寒都显得太过优秀。这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包括杨寒的老师卞建林。经历过情感波折的杨寒总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认真说，自己属于“身材高、学历高、年纪高”的“三高人群”，能找到程春明这么般配的实在是幸运了。

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杨寒后来也跟要好的朋友们解释过，程春明打动他的是待人的真诚和热情。大约是2006年的秋天，两人结婚，婚礼是程春明的朋友龙卫球主持的，在西三旗附近的一个酒店。婚礼很热闹，双方都有许多朋友或同学出席，大约100多人。婚礼气氛很浪漫，两人还在宾客前共舞一曲。朋友们后来也慢慢能理解和相信这种幸福，因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婚后的杨寒状态越来越好，“从说话的节奏里都能感觉出来”，“而且在劝慰朋友们关于情感和生活的问题时，也明显能感觉到她在生活步入正轨之后的平静”。

程春明一直渴望要一个小孩，在杨寒怀孕之后，两个人都很喜悦。程春明对妻子的照顾更精心，每次杨寒要去上课，程春明都尽量亲自接送。

“去住家附近的医院孕检，只有两三站的路，我坚持要乘公交车不打的，春明携我上车就大喊，我老婆怀孕了，给孕妇让座位，引得全车人行注目礼，又好气又好笑。”杨寒自己对记者回忆，“每周我回家去他都会在车站接我，在拥挤的等车人群里，他特别显眼，穿得风度翩翩的教授模样，手里一本正经地托着一块黑森林蛋糕。老远看到我在车上就挥手朝我喊‘老婆老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每周如此……”“他说以前觉得孕妇很丑，但是自从我怀孕，他看着街上孕妇的肚子就每每拿来跟我的比较，开心得不行。”

程春明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在婚后两年，他还经常跟朋友说，要让妻子一直有新婚燕尔的感觉。朋友们觉得他也是这么做的。婚后，程春明放弃了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机会，朋友们的记忆里，他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日本，7天，一次是法国，14天。后来还有一次法国之行，他是带着杨寒一起去的。两个人婚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腻在一起的，而且婚后每个月，程春明最多只有两次出去应酬饭局，而且每次都会征得杨寒的同意，在晚上21点前回家。

这个家庭原本在朋友看来，一步步正朝着美好的方向上升:有了孩子，换了新工作。结果是意料之外的突变。悲剧发生的当天下午，杨寒也有课，当晚，政法大学校方把她接来，她情绪很不稳定，哭昏过去好几次。后来身体情况也不太稳定，医生说已经出现了宫缩，有先兆流产迹象，要安心养胎。

事发后有许多人劝她放弃这个孩子，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但杨寒说，但凡她知道丈夫做了任何一点不好的事情，自己都会打掉孩子，但她找不到丈夫的任何一点不好。

“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