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造就鲁迅
无庸置疑，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里，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这种定性式评价，具有不容否认的柯断性与权威性，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人们对于鲁迅的客观评价只能埋在心里。而今，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中国的国情已经在“以人为本”上定格时，重新评价鲁迅的最大的价值，就是把其从“神”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需要“神”。
自称在“鲁迅”二字上“落了枕”的画家陈丹青，在鲁迅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从鲁迅的脸谱谈起，披露了他对鲁迅的“新感觉”，叫人眼前一亮，却也让人窥见其心中依然残存著的“谈鲁禁区”，尽管这一禁区延续至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抱残守缺”，仍是其中的关键。
人们普遍认为，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应该忠实于他所处的时代。因为没有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就不可能有鲁迅的存在。鲁迅的良知与敏感的政治嗅觉，都得益于他所身处的那个大混乱与大激荡并存的年代，以及相伴而生的新思潮和新事物，正是那种强烈的新旧对比，造就了鲁迅杂文的鲜明个性。也有人说，鲁迅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之深刻是空前的，“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焦虑、虚无、激烈，集中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然而，异议者则认为，鲁迅的悲剧也在于此。因为他“那火一般的文字”，以及“上等人”与“下等人”、“主子”与“奴才”等等两分法式的思考与分析，为他被政治所利用埋下了伏笔。其实，在笔者看来，只要熟读《鲁迅全集》就能看清他是怎样的人。
恢复文艺尊严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时，曾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阐明过他的观点。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由此他认为：“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鲁迅所说的“从前的社会”，既包括被孙中山等人推翻了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亦包括了他当时所处的那个军阀混乱的年代，因而他才会有“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的切肤之痛。遗憾的是，鲁迅生前虽然对此持有清醒的认识，却无法躲避死后的“暗算”。
因此，笔者以为，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既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事业的负责，也是对鲁迅本人的最大安慰。与此同时，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还可以还原文学艺术应有的尊严，尤其是在举国上下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仅应该让历史人物“心情舒畅”，还应该让一切具有客观规律的事业“各就各位”，恢复其应有的尊严。（凤凰视点）
甄城 作者为资深传媒人
